每日人物王冲冲撰文

10月30日晚，金庸先生于香港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

从《大公报》到创立《明报》，从飞雪连天到笑书神侠，金庸坚持在政治变迁和文学的保持不变中，屹立不倒。

就像张无忌和小昭被困山洞，生死未卜时，小昭轻轻唱的歌：“到头这身，难逃那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1962年，金庸坚持《明报》报道五月逃港潮，与香港五大报纸论战，被威胁暗杀。

前一年，《鸳鸯刀》问世。金庸用调侃的，脸谱化的讽刺幽默，结束了郭靖、袁承志们坚定不移的英雄史诗年代，就此开启了岳不群、韦小宝们怀疑色彩的、世界观更加复杂的后半段。

80年代起，金庸在两岸三地的政治间游刃有余，有人称他是“马基雅维利式知识分子”。2000年，他写道：“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没有人知道那些悲伤，也没人知道他临走时是否释怀。就像《天龙八部》结尾，段誉看着慕容复想：“各有各的缘法，安知他自己不是平安喜乐。如今他去了，也是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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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12日，《明报》头版大横幅报道逃港潮，这是香港报纸第一次整版报道五月逃港事件。

当年，一江之隔的大陆跃进失败，沿海饥民开始逃往香港。但欧洲的左翼风暴早已吹到香港，许多报纸全面左转，对逃港消息一概沉默。

从4月起，《明报》记者开始抱怨，逃港这么大的消息，为什么不登？编辑问金庸，稿件能否刊登？

后来金庸回忆其做出刊登的决定时，“我们不能视若无睹。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5月15日，《梧桐山上惨绝人寰》特写：“许多渡来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右侧社论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写道：“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金庸的刊发决定，让《明报》在逃港潮报道中一枝独秀。经此一役，《明报》一时洛阳纸贵。

金庸知道带头报道逃港潮的政治风险，但依然站在了解救同胞苦难的一边。

这是金庸小说中悲悯情怀在他办报生涯里的写照。明教的歌里唱道：“怜我世人，忧患实多。”他也曾借丘处机的诗说：“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

金庸在逃港潮的风口浪尖毅然决定报道，仿佛是他写武侠7年来，从《书剑恩仇录》到《白马啸西风》，郭靖、袁承志、陈家洛等热血男儿，于国家危难之际，抛开武林争霸、抢夺秘笈，坚定地选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如同《神雕侠侣》里，蒙古大军兵临城下，郭靖手执长剑，在城头督师。眼见半爿天步满红霞，城下敌军飞驰，箭羽来去。1962年5月，《明报》或是许会如襄阳城破，金庸也未知前路如何。

所幸的是，金庸的那一战，襄阳城守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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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开始，《明报》发表系列社论，引来香港五大左派报纸围攻《明报》。金庸好似光明顶上的张无忌，聚贤庄里的乔峰。

1967年，香港极左分子将金庸列为第二号暗杀对象。被列为头号暗杀对象的电台主播林彬在下班的路上被活活烧死。《明报》差点封馆，金庸遭遇死亡威胁，不得不离港避祸。

同年，金庸开始创作带有政治隐喻的《笑傲江湖》。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身上，都能看到极左派的影子。

金庸在社评里抨击“跋扈林彪、江青算老几”时，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亦有肯定和同情。他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

《倚天屠龙记》中，当张翠山惴惴于不告而娶“魔教”女子殷素素时，张三丰道：“翠山，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江北的政治斗争让金庸对权力和欲望变得反感。郭靖拒绝了成吉思汗的封赏，成了舍身赴义的巨侠；张无忌和令狐冲逃离权力中心，成为了追求自由的隐士；就连康熙也摇头道：“唉，做皇帝嘛，那也难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