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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笠钧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下，扶持环保企业走出去的政策需要顶层设计，政策间要相互协调，而目前这方面制度安排并不很清晰。“比如，最近我国外汇管制趋严，中国人民银行、外管局发文对对外投资进行了限制，但应实行差别化政策，以与鼓励企业‘一带一路’走出去政策相协调。”

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则表示，环保企业走出去包括并购公司、提供设备、环保企业作为工程项目联合体成员等多种形式，但还不够系统。

“目前，走出去的环保企业大概分为3类，第一类是上规模、有技术、对外合作基础比较好的大企业，他们走出去步伐会快一些。第二类是持观望状态的企业，其占比比较大。第三类是小微企业，自身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只能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政府部门可以总结第一类企业走出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评估风险，做好基础性工作，让他们起到引领作用。这样在不远的未来，环保企业很可能是组团、成规模走出去。”马辉说。

林洪冰表示，企业走出去面临不少风险，包括来自政治、经济、法律、合约、业主、承包商等方面的风险。目前，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我国企业如果要走出去，需要进行国别、资金政策、财会、金融、税务等多种培训。”

在细化政策方面，罗学耕表示，我国的劳务人员是优秀的建设者，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对我国没有开放劳务，导致项目执行容易拖延。“希望政府能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适当给予中国企业劳务配额进行协商，解决企业的一些困难。”

同时，中国企业在项目执行过程及售后服务中，需要派出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但是国内业务骨干的工作签证非常慢，比如去年马来西亚移民局收紧工作签证，导致我国专业人员不能及时赴当地处理问题。

此外，金融政策的支持不可或缺。虽然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明确相关国家加强资金融通，但是细化的金融政策还没到位，难以支持企业走出去。

目前由于欧美国家对伊朗实行禁运，所以对我国环保企业来说，目前是“入伊”的最佳时机，张慧春将之称为“窗口期”。“比如伊朗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如果国家出台相应金融政策，增加对环保企业的授信，将加快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他还透露，仅在伊朗，企业预估的水务项目市场就有几十亿美元。（来源：中国环境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