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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警惕导致了我的写作只能是一种提醒：在我推论出的“陷阱”嫌疑比较大的文化地带，插上“此处事故多发”之类的招牌！这种自觉的意识导致我在写作此书时，对内容有所选择。一句话，注重内容的时效性。比如中国农民、中国传统外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贪官与中国清官等内容，无不希望它们对于中国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现代化建设能有更多的警示！

书的内容及风格大都偏向有趣，这跟我的天性有关，大事小事，皆欲情趣化而后快：无趣的人不交，无趣的事不做，无趣的文章不写，无趣的课不讲！记得南怀瑾老先生发过一次牢骚，说他讲孟子，不得不增加许多有趣的故事，否则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我不是这样，如果讲课无趣了，不待学生有意见，我自己就先有意见了。如果写书无趣了，不待读者诸君有意见，我自己就看不下去了。另外，这还跟我的人生态度有关。我喜欢老庄，庄子鼓盆而歌送亡妻上路的风度，也影响了我对历史的态度。我觉得，惟有大悲之人，才能奏出真正狂欢的音乐。所谓的苍天一声笑，泪在心中流，应该是一种彻悟后的境界吧？当然，爱之深，恨之切，更是人文学者的常态。德国著名的爱国诗人海涅，曾在自己的诗歌中把一重重的“诅咒”送给了他“多灾多难的祖国”。我虽然炼不出海涅那样的“重磅武器”，但是在某些言辞方面，可能还是有些峻切的，这一点，还希望读者诸君多多体谅，爱到深处，便有些情不自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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