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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运台的全过程几乎都由蒋介石所主导。”作者在文中概述了国共内战后期黄金运台计划的缘起、实施过程以及运台黄金的来源、数量和用途等。本文出自《国民党大陆统治的瓦解及其退台》，载《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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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有见于党政军都出现问题，开始思考重起炉灶，国内乱象环生，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较小而单纯的地方再重新开始。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日记写道：

与经国谈时局，深叹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非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欲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故现局之成败不为意矣。

蒋介石在这里虽没有明指台湾，但其意涵则甚为明显。当时的台湾地区，共产党势力较小，蒋在1946年到台湾视察，深感满意。因此在蒋来台之前即做了若干规划，人事上由蒋的嫡系陈诚掌台湾省政，资源上将黄金及故宫重要文物迁台，将军队的美式武器移置台湾，并思考如何使台湾成为三民主义的实验省，欲图再起。就具体做法而言，另起炉灶是要从多方面着手，包括党的改造、严密组织、建立制度、军队人事的调整、党政人事的调整等。

为了稳定“反攻”的基础，以便重起炉灶，蒋介石最重要的安排是将中央银行的黄金及故宫博物院等典藏的重要文物迁到台湾。

黄金运台的问题，有许多人极有兴趣，至今有争议点：其一，黄金运台的数量，从几十万两到几千万两的说法都有。其二，黄金运台后的用途，有人认为作为台币的准备金，有人认为已经用于国共战争，所剩无几。

本章所指的黄金，主要系指将储存于上海中央银行而后直接或间接运至台湾的黄金。存于中央银行的黄金从何而来，有人认为是中央银行长期存放的黄金，但最重要的是1948年金融改革时收兑所得的黄金。

1948年8月23日，中央银行开始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与法币。第一天市民排队，踊跃以金银兑换金圆券，一天的汇兑，中央银行即收兑黄金7748.36两，白银8776.96两，银元28361元，美钞819631.5元，港币136702元，共兑出金圆券5013777.39元。蒋介石对于币制改革引起正面的回响，民众兑换踊跃，深感欣慰。

黄金、白银、外币的兑换截止期原定为9月30日，此后人民持有即为违法。上海9月29日、30日是兑换的高潮，30日兑出金圆券3600万余元。币制改革期间收兑的黄金、白银、外汇等总价值超过美金4亿元。蒋在日记中也提到收兑的成果：“国家各银行外汇皆已集存中央银行，其总数共计一亿余美金，较改革币制之前增加四千万美金，又两星期来人民以现金外币来兑金圆新币者约计共有五千万美金，其数可观，人民对政府之热忱令人益感愧怍。”据王云五的回忆，至9月底兑出的金圆券合计6亿余元。据翁文灏的报告，至9月底收兑净收入折合美金1.6亿多元。

1948年底，虽然政府制定的金融改革计划失败，但中央银行已完成收兑黄金及白银的工作。为确保这批黄金、银元的安全，蒋介石决定将其运至台湾保存。决定将这批黄金运台，从多方面可印证决策者是蒋介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只是执行者而已。央行的政策虽有其独立性，但必须以政府的方针为依归，运送黄金涉及许多层面，非央行可自行处理者，而且，俞鸿钧做事基本是秉承上意，处理黄金运送亦不敢先斩后奏。资料显示，1948年10月初东北局势对国民党明显不利，蒋几次接见俞鸿钧，开始做黄金运台的部署，并于年底正式起运。在此同时，行政院院长孙科也知道控制中央银行的重要性，1949年1月8日，孙科于行政院会议中，以办理存兑金银措施失当为借口，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予以免职，蒋深感痛心，接见吴铁城副院长与财政部部长徐堪，嘱其转告孙科院长，不应发表俞鸿钧总裁的免职令，对孙科颇有微词，孙科的企图未能实现。

1949年1月1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拜访俞鸿钧，希望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15日，蒋介石再度接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勿使两行外汇消耗于无形，并为以后保留此一线生机。蒋先是要求俞鸿钧妥善安排这些黄金与白银，后又明确指示将这些黄金与白银运送至安全地方（台湾及厦门等地）。

至于决定将黄金运台的时间，应该是在1948年10月底金圆券改革失败之后，当时因金圆券改革收兑了大量黄金、白银，存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

黄金运台大致分为四批，总共300余万两黄金运抵台湾。

第一批运送又分成两次。1948年12月1日，由上海海运至台湾，由俞鸿钧负责。基隆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谈道：“海星号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突然接到总税务司署的命令，先后两次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运送黄金往厦门和台湾。”12月4日抵达台湾，约2004459两。

第二批于1949年1月由上海海运至厦门鼓浪屿中央银行，共60余万两，其中50余万两后辗转运到台湾，由吴嵩庆负责。1月1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沪，指示将中央银行国库所存美钞、黄金、银元全部移存台湾。此时中央银行由刘攻芸负责，27日蒋在溪口接见央行局长林崇镛，商谈中央银行现金运送厦门办法，听闻刘攻芸对此事面有难色，蒋感慨而言：“世人能明理识义，始终如一者诚难得也。”2月10日，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回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往厦门、台湾，现存上海者惟留黄金二万两（应为二十万两）而已。”

第三批约于1949年5月中旬，由汤恩伯负责，由上海运至台湾，约19.2万两。

第四批在1949年10月，从厦门将剩余的黄金约12.4万两运到台湾。

此外还有从其他地区将黄金运台者，如1949年2月7日，由南京空运台湾黄金约55.4万两，另有从美国运至台湾者。总计前后从上海中央银行运出的黄金300余万两，其他地区100余万两，合计400余万两。

由于国共内战如火如荼地展开，各方需款孔急，常将黄金用来支付军事开销。从1948年底自上海运出的黄金，有些并未运到台湾，有些因应时局需要作其他的用途，并非完全存入中央银行。1949年10月28日蒋介石在台召集非常委员会会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及何应钦等参加，蒋特别报告国库的存金目前为152万两，约等于7500万美元，换算银元约为1.5亿银元。

蒋对于运台黄金的处置甚为慎重，令秘书长曹圣芬见林蔚文、陈诚，指示黄金运用三原则：一是必须用于“剿共”军费；二是仍为改革币制之基金，不宜过于分散；三是运存地点必须比台湾更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