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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庭审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称，在17171万元中，朱瑞认可已收到其中9800万元，但辩称，另外7371万元转入的账户被白世平实际掌握，后钱被转出，因此自己并未收到该笔款项。但朱瑞提供的证据及最高法调查取证的结果难以支撑朱瑞的说法。

　　同时，最高法认为，17171万元应认定为借款：

　　一是借条中对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额约定明确；二是，根据借条记载，朱瑞是“借到”所借款项，也即对之前已借到钱款的确认；三是，确定白世平已实际支付17171万元的情形下，资金来源、资金用途等均不影响借款事实的成立；四是，朱瑞应对这笔钱系赠与的说法举证，但其递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赠与关系的成立。

　　2017年8月31日，终审判决公布：朱瑞的上诉请求被驳回，维持原判。同时，她需承担案件受理费用90万元。

　　强制执行搜出2000万现金，签《执行和解协议》

　　但终审判决生效后，朱瑞并未按时偿还这笔巨款。

　　于是，2017年11月24日，榆林中院数名执行人员到朱瑞西安的家中强制执行。

　　朱瑞回忆， “进来约10人。搜查出大概2000万现金。”这点得到了白世平方面的认可。

　　当晚，朱瑞即被带回榆林中院。2017年11月28日，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朱瑞以6600万现金、债权、财产及其他财产权益偿还本案全部债务。

　　分歧与质疑

　　“案件执行款”打入谁的账户又起争议

　　和解协议签订后，朱瑞失信信息即被官方从中国文明网榆林频道撤下。

　　朱瑞向红星新闻提供了7笔、共计4431万元的转款凭据。其中6笔分别于2017年11月29日、30日汇入白世平代理律师廉高波账户内，共计15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另有一笔2931万元汇给西安中院，用途一栏标明“案件执行款”。

　　朱瑞解释，2017年12月2日，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期间，自己收到了西安中院的《通知书》，其中称，在另一案件中，白世平成了“老赖”，不能清偿自己的债务。

　　白世平的这位债主向红星新闻证实，确有此事。

　　在西安中院的这份《通知书》中，红星新闻看到，“如（朱瑞）擅自向被执行人白世平履行（还款），造成财产不能追回的……除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外，本院将依法追究你妨碍执行的法律责任。”

　　但在收到西安中院《通知书》的第二天，也就是2017年12月3日，白世平的代理律师廉高波发来短信，要求朱将执行款打入高某某（白世平指定的收款人）账户内。

　　短信截图显示：

　　“两条路供你选择：

　　1。你明天把钱还到高某某账上，我们继续说原话走原路。

　　2。你把钱付到法院，白世平申请恢复执行，重新上黑名单，追究你拒执罪。”

　　红星新闻向一知情人证实，短信内容属实。

　　他在试图转移财产，“这对白的债主不公平”

　　白世平为何不愿意朱瑞将钱打到法院账户，而是指定了第三方的收款人？红星新闻就此询问了白的代理律师廉高波，但其并未就此作出回应。

　　朱瑞觉得，这是白世平在试图转移或者隐匿自己的财产，“否则，钱到不了他手里，直接就被执行给第三方了。这对白的债主不公平。”

　　2017年12月5日，朱瑞将2931万元汇入西安中院指定账户。至此，朱瑞认为，加上法院在其家中搜获的约2000万元现金，她已履行了和解协议中的现金部分。

　　不过，白世平方面一位重要人士告诉红星新闻，朱瑞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后即恢复自由，但既不执行协议内容，又不知所踪，“现在，除了法院强制执行的，她一分钱没还，还有1亿多元。她把法院耍了。”

　　同时，这位人士称，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当事双方可以达成和解，但一旦一方不履行，法院仍会恢复执行。

　　举报和回应

　　“债主有3张身份证，巨额资产来源不明”

　　朱瑞说，在这起事件中，她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身无分文，欠下4000多万。”

　　于是，她在网上实名举报了“前男友”：他至少有3个身份证，出生年份分别为1961年、1972年、1976年，“直到现在，连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多少岁了。”

　　在发在微博上的举报文章中，朱瑞贴出了白的驾驶证、身份证、警车准驾证件及裁判文书的身份证信息，证明自己的说法。

　　其中一张照片显示，2003年9月，白世平用1961年出生的身份证申领了驾驶证。朱瑞还贴出了另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出生于1972年，有效期至2028年。而多份判决书中，白世平的出生年为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