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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大学“失意”青年教师记：有的未升副教授被炒，有的拼命代课

　　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文 实习生 赵怡然

　　注：作为资料使用，原文发表于2016-11-09

　　9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授何智因腹壁转移腺癌疾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年仅35岁，让同事震惊、唏嘘。

　　他的英年早逝，让被称为“青椒”的大学青年教师群体，再次回到公众眼前，持续引发关注。

　　“何智的去世也许只是偶然事件，但我们同为高校教师，物伤其类，他今日的死亡，让我联想到我明日的死亡，至少是职业生涯的死亡。”36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讲师夏衍说，人们喜欢把目光停留在最拔尖的一部分，然后用少数代表全部，实际上，高校青年教师并非“人人风光”。

　　10月20日，澎湃新闻（）采访多名不同高校、不同学科领域的“失意”青年教师。他们自称因职称名额有限、所在专业冷门、晋升机制残酷等原因，工作多年难以晋升副教授，有的甚至因此被学校解聘。

　　相比于年轻有为、成绩斐然、名利双收的年轻教授，他们说自己工作强度大、晋升压力大、收入平平，危机感很强。

　　学习国外“非升即走”

　　2015年年底是夏衍评副教授的最后机会。

　　夏衍说，和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一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实行“非升即走”的政策——讲师有为期5年的固定期合同，聘期内评不上副教授，就不会再续聘。

　　“非升即走”（up-or-out）一词源起于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这一规则在美国高校得到普遍使用。是指给予新进教师若干年试用期，签订短期合同，试用期满接受考核，通过考核者获终身教职，反之必须离职。

　　“除非学术实力非常突出，不然我觉得影响投票的因素还有人情、利益、行政需要等。”谈及自己所在校园里的晋升副教授投票，夏衍说，“我做梦都想找到一个愿意‘罩着’我的大人物、老教授。”

　　为争取“人情”，他从紧凑的日程表中挤出时间，替学校里的教授干杂活、写论文，还积极参与他们的项目和研究组。妻子为他求了“命逢贵人”的佛珠，他天天带在身上。

　　“但一打开投票的教授会成员名单，我就蒙了，里面的人我谁也不认识。”夏衍说，事后他拨通主任的电话，得知自己只差一票就通过了。在随后的院长办公会中，执教5年的夏衍被解聘了。

　　但决议并未立即生效，高校教师属于高稳定职业，人事处也很少解聘教师，他们再三研究劳动法、咨询相关律师，才给夏衍下了正式通知，将2016年3月31号定为离职日期。

　　“好几次都是差一票就留下了。”夏衍对澎湃新闻说：“我发表过8篇SCI论文，拿到了2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还是没能留下。”

　　据他称，关于“谁升谁走”，国外大学普遍采用“评审制”，对“升”没有名额限制，只要达到一定水平即可。而国内高校则多采用“名额制”，指标有限，有人升，就有人走。

　　更让夏衍感到无奈的是，评审教授来自各个专业，无论他们对夏衍的研究领域懂不懂，都有权投票。“让搞理论研究的教授评搞工程研究的老师，感觉不公平，要不怎么说隔行如隔山。”

　　对于夏衍的经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组织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讲师晋升副教授确实是有一定的比例，但不同学院、学科比例有所区别，“我们主要按照老师的科研成果来评估，教学也会考察。”

　　“高校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问题，但‘非升即走’的政策在应该是利大于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冯倬琳认为，虽然政策看似“残忍”，但“它代表国内大学在向国外制度学习。”

　　在他看来，如今的高校制度是越来越规范、发展越来越好，“一直按一个套路发展只能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没有活力。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跟国际接轨。”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对于夏衍的遭遇，也有着同样的看法，“用5年的时间考察一个人是比较合适的，时间越长，对青年教师更换学校、转行更加不利。”

　　然而，夏衍说，他带着被解聘的“污点”四处找工作，直到目前都没有结果，又缺乏勇气转行，如今只能以代写论文为生。

　　对此，陈武元表示，“非升即走”虽然是个好政策，但需要用明确、成文的契约规则来规范，“不能靠人情关系、潜规则，还要有受理投诉的组织，老师如果对结果有异议，一定要有申诉途径。”

　　僧多粥少的“职称名额”

　　相比于夏衍，中央民族大学的秦婉感觉幸运多了，她很喜欢自己的研究领域，也顺利加入了大教授团队，基本每年都能拿到一个项目，属于夏衍所说的“有人罩着”的青年讲师。对于何时能升副教授，没有“非升即走”、“末位淘汰”压力的她并不着急。

　　但副教授对她而言，意味着尊严和荣誉，是对其学术水平的认可。

　　她说，国内有高校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只愿做拣现成的买珠人，而不愿承担蚌的角色”，让许多青年教师深感“孤立无援”。

　　“好大学不缺人才，可能对我们这些年轻讲师也并不在意，学校的职称名额饱和了，2009年至今，全校教学科研岗一共才评了两个副教授。”秦婉说，她所在的学校，很多主持国家科研项目，且项目排在全国前列的同事，40多岁了仍是讲师。

　　虽然秦婉自认与同事相比表现优秀，但名额有限，在晋升副教授的讲师队伍里，她还远远的站在队尾。

　　同样还有一批不着急的讲师，是像东北农业大学青年讲师李建军这一类，“评副教授我这辈子可能都没希望了，不争了。”

　　东北农业大学并没有苛刻的晋升机制，“我们这边讲师最多可以当11年，到期也不会解聘，只是转岗到图书馆或者校工会，挺好的。”

　　李建军说，东北农业大学虽是一所“211”院校，但他所在的专业却有些先天不足，时而传出停招、撤并的流言，“专业不够热门，招生也就不太顺利。”

　　评副教授要求教师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但李建军说，他所在的人文社科并不容易产生新的学术成果。再加上“边缘专业”的劣势，他索性放弃评副教授，安心做讲师，等时间到了，就转到一个轻松岗位，“等着被讲台抛弃。”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提升大学业绩，2003年北京大学曾引入“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的制度，增加教师晋升压力。

　　而当时，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系反对声非常强烈，认为限时、计量等考核方式不适合人文社科。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也曾在接受学者廉思采访时说，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40岁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