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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在他的印象中，理工科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的现象当时就有了，但是不普遍。“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化以后，老板成为一种尊称，不再有贬义，学生称导师为老板就开始普遍化了。”

　　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结构下，“作为弱势的学生，永远在被选择而没有选择权。”

　　杨宝德的女友曾经劝他换个导师。但杨宝德几乎没考虑这种可能性，“学院里面很多老师都是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学生，申请换导师，也没人敢收。”杨宝德的一位同专业硕士同班同学告诉媒体，在学校3年，她从未听闻曾有人申请转导师，“想想都太难了”。

　　出路

　　梳理从性侵到跳河的一系列案件可以发现，导师对学生的“绝对管理权”，往往会导致权力的膨胀而使导师不断“越界”。

　　南昌大学事件中，被害者小柔只是一名本科生，与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斌并无瓜葛，直至被诱使加入“师门”这个封闭的群落后，才遭受不幸的。

　　据知情人透露说，小柔非常单纯，之前也没有恋爱经验，由于学习国学，对老师特别尊重。周斌曾挑拨过小柔与宿舍同学的关系，因此小柔与同学相处得并不好。她很害怕，不敢和别人说，加之周斌对她有表白的情节，她反而对周斌产生了依赖心理。

　　在更普遍的范围中，这种“绝对管理权”会让有些导师把洗车、拖地、接孩子等事情交给学生；或者让学生帮忙完成项目、购买物资却几乎不支付费用；甚至为了增加人手，强迫硕士转为博士充当廉价劳动力。最令人唏嘘的是，很多学生面对这种情况竟然无法寻求不到一种应对方法。

　　1月16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已督促各高校调查教师性骚扰事件，并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这也是“水果硬糖”群的明确诉求。

　　“女性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支持。”律师万淼焱认为，在性骚扰问题上，也是因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的联动机制，才使得无数女性只能沉默。

　　一方面，我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中都有着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不同程度保护。另一方面，担心自己名誉受损、迫于老师的威胁以及正常毕业的学业诉求，让很多人选择保持了沉默，法律救济的途径被搁置。

　　高校

　　这其中，高校的责任同样不能缺位。

　　先来看两个案例：

2016年8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尼古拉斯·德克斯，因对多名涉嫌性侵学生的教授制裁乏力引咎辞职。据称，曾有超过45名加州大学的著名教授签署请愿书，表达他们对德克斯的领导丧失信心。

另一所著名高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加布里埃尔·皮特伯格，因为给两名研究生发送带有性暗示的短信、邮件以及肢体压迫侵犯她们，遭到学生的投诉和起诉。据介绍，学校本来打算通过支付高达46万美元的和解赔偿将事情摆平，但被丑闻激怒的学生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对自己学生下手的著名教授，发起了针对他的集体抗议。

　　两个案例，讲述了与文章开头所举事例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这其中既有来自教师的监督，也有源于学生的抗议，但更多的，是得益于高校对相关权力的监督机制。

　　在我国，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要求强化师德监督，有效防止师德失范行为。比如：

要构建高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健全完善学生评教机制；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在师德建设中的作用；高校及主管部门建立师德投诉举报平台，及时掌握师德信息动态，及时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对师德问题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

　　只是，三分决策，七分落实。如何真正建立起有效的高校导师权力制约机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巴山夜雨

责任编辑：张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