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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宗里有两张B超单，一张显示怀孕，一张显示没怀孕。”1月23日，万秀玲此前的辩护律师王丹阳对澎湃新闻称。家属提供的案卷材料显示，这两份B超单均为龙镇农场职工医院出具，报告日期均为2008年3月31日，检查医师也是同一人。而结果却截然相反。

　　而这两份B超单上的姓名都是“王兰兰”，年龄“17岁”。

　　据警方询问笔录显示，李忠云称没填真实姓名和年龄，“是怕万一单子被其他同学发现，真是检查出问题，对汤兰兰不好”。但李忠云否认查出了怀孕，也否认带汤兰兰做过流产。

　　物证提取笔录显示，报案后的第19天，警方在万秀玲家中，从她衣服口袋里提取到一份B超单，姓名、日期、医院与上述相同。但诊断结果为，“子宫内有胎儿症状。”

　　王丹阳称，在该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对抗非常激烈，多位辩护律师都对“怀孕”一事提出质疑。“‘怀孕’是重大案情，这直接指向女孩报案的起因。”王丹阳说。

　　该案的一审判决及二审裁定中，均未提及“怀孕”情节。两审法院均采纳了一份黑龙江省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判决中载入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有过多次性行为”。

　　而该鉴定意见书上，还有另一条鉴定意见，“不能排除有妊娠后流产、引产史”。鉴定记载，“检见的宫颈横裂，说明为已产型宫口形态，为有过流产、引产、诊刮等使宫颈扩张经过”。

　　据判决书显示，法院最终认定了8笔犯罪事实，3笔表述为“二零零几年的一天”，其余5笔表述为“二零零几年春（夏、秋、冬）的一天”。

　　定罪：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刑警出庭证明无刑讯

　　万秀玲和孩子大姑汤玉英均称，10年前去接孩子那天，汤兰兰不走，问她什么都不说，就是哭。

　　临走前，万秀玲记得女儿站在窗口突然说了一句，“我把你们都送进去”。干妈李忠云也曾向警方描述过类似情节，她称汤兰兰在后屋把窗户打开，对万秀玲说，“妈你回家告诉他们，这都是你们把我逼的，我到公安局都把他们告进去”。

　　最终，包括汤兰兰父母在内的5名亲属被判刑。

　　早在2010年10月，该案一审宣判后，涉案的11名被告人就曾集体上诉称自己无罪，并否认全部犯罪事实，但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付建认为，该案“主要依据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定罪量刑”。

　　判决书显示，侦查期间有9名被告人供述了犯罪事实。而庭审时，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称遭到了刑讯逼供、诱供。此外，其余2名被告人始终“零口供”，但因“被害人指控、同案人供述相互认印证”，最终亦被定罪。 

　　庭上，4名侦查人员出庭证实，在审讯时没有刑讯逼供、诱供，另有12名侦查人员出具了同类证言。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均未受到刑讯逼供。

　　2018年1月28日，澎湃新闻联系到了当年该案的侦办人员之一贾德春以核实上述说法，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要钱电话：“拿完一万块钱，就不逮他了”

　　2018年1月21日晚，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澎湃新闻随万秀玲踏着积雪来到王凤朝家，她想打听女儿的下落。

　　院门久敲不应，屋里的灯却一直亮着。万秀玲在黑暗中拨通了王凤朝的电话。

　　王凤朝不愿见面，他在电话中说，汤兰兰住在他家念完了初一初二，“后来上学就让公安局整走了”，去的学校是黑龙江理工学院。王凤朝最后一次见到汤兰兰是在2015年的春节，“她放了7天假，回来待了4天，后来再也没回来”。

　　后来汤兰兰换了号码，一直失联。该案开庭时，现五大连池市妇联主席韩晶做过监护人。1月22日，万秀玲给韩晶打电话询问孩子下落，韩晶说，2016年夏天汤兰兰来过一次，后来再也联系不上了，换号了。

　　那天，王凤朝最终没有开门，“说要等明天公安局在场，他们知道咋回事”。次日，万秀玲再去，仍没人应门。之后，王凤朝夫妻二人的电话再也无人接听。

　　10年前案发时，汤兰兰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那年10月底，雪已开始下，几近农闲的大旺村突然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恐慌。汤兰兰报案后，3天内，村里16人被警方带走。几日后，村里才渐渐传开，“汤兰兰把人告了”。

　　汤兰兰的老姑刘桂英称，到了事发后的第9天，汤兰兰突然在电话中对她说，“我老姑父给我祸害了”，“你要不承认，明天他就进去”。刘桂英又气又急，她跑到村里的小卖铺，想找丈夫。

　　当时，汤家的男性亲戚基本都被警方带走了，刘桂英的丈夫和弟弟还未被波及。

　　在小卖部里，刘桂英和汤兰兰又通了几次话，通话过程开启免提，村民纪广付用手机录了下来——其时，纪广付的哥哥纪广才已被警方带走数日。

　　刘桂英提供的录音中，她数次追问汤兰兰，“搁哪祸害的你啊？”“多咱啊？

　　（什么时候）”。汤兰兰只说“去年冬天”，便不再接话，只是不断地向刘桂英索要“学费”，“一把拿齐一万块”，“拿完一万块钱，就不逮他（老姑父）了”。

　　汤兰兰还说，“还有你老弟，也就是我老叔。” 

　　“小姑娘到处咬人。”10年过去，小卖铺老板老董仍对这个电话记忆犹新，“又害怕，又气愤”。老董记得，当时小卖铺陆续聚集了不少人，都听到了他们打电话。

　　多位亲友称，事后，刘桂英的丈夫和弟弟并没有受到追究。

　　“她（汤兰兰）那种语气，很玩笑。”王丹阳说，这段录音开庭时并未准许播放。

　　王丹阳还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汤兰兰笔录中的“监护人”是其干妈。

　　报案当日，警方对汤兰兰的询问笔录上，落款处有“监护人：李忠云”的签名。报案次日及报案后第五日的询问笔录上，同样有李忠云的签名。直到次年2009年5月，检方对汤兰兰的询问笔录上，依然有李忠云的签名。

　　改名后“失踪”：户政科特批，农业户变城镇户

　　2008年案发后，家人就找不到汤兰兰了。

　　头几年，大姑汤玉梅去学校、市妇联找过汤兰兰，但都没见着。1月22日，万秀玲又去龙镇公安分局询问，民警白云泽告诉她，当年汤兰兰是龙镇公安分局安排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