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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逃犯”金锦寿 | 口述

　　“就在那几秒，我连怎么说都想好了。他们肯定问我：‘你是金锦寿吗？’那我就回答：‘是啊，你们要逮捕我吗？’”

　　62岁的金锦寿有着190cm的个头，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步行街上像一根瘦长的竹竿。2014年12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宣布“犯罪嫌疑人金锦寿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之前，他是一名已经逃亡海外5333天的通缉犯。在一封日期显示为2013年11月28日的通缉令上，金锦寿一米九的身高被描述为“中等体型”。

　　作为温州第一批投入市场经济热潮的商人，金锦寿很早就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他曾创立温州双鲸箱包公司，1997年又和温州顺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龙湾顺生箱包厂。根据当时温州市审计事务所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该箱包厂的评估值为三百六十多万元。

　　2000年3月27日，金锦寿与妻子带着申请签证必须的公安局出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前往意大利客户处考察。4月25日，温州市公安局龙安区分局签署特大经济案件立案报告表，称金锦寿利用职务之便向银行贷款90万后，携带其中的40万潜逃出国。

　　金锦寿得知被国内警方通缉，担心自己的安全，迟迟不敢回国。

　　他从意大利辗转到西班牙，并利用西班牙“大赦”的机会取得了合法居留权。

　　在马德里的15年，他利用仅剩的3000美元和“温州商人”的头脑，再次建构起自己的生意网络。他化名金树，当上马德里温州同乡会常务副会长。

　　金锦寿藏身西班牙，几乎断了与国内的联系。曾经估值三百多万的经营性资产以188万的价格被拍卖。

　　他的人生因一纸通缉令而改变，也因一纸撤销令而改变。

　　2014年7月22日，中国公安部部署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2014年年底，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当年12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撤销了金锦寿职务侵占案，办案人员经过重新调查认为，金锦寿案系经济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应归民事法律调整，不应纳入刑事法律范畴，所谓的“携款”、“潜逃”均证据不足，也没有足够证据证实其有非法占有资金的目的，因此不构成职务侵占罪。12月19日，金锦寿从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入境。几天以后，《温州都市报》以“海外躲藏十五年终自首”这样的标题报道了“金某”的回国。

　　这三年多，金锦寿将西班牙的生意交给了妻儿，自己留在国内申请国家赔偿。

　　2016年年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以公安局并未有实际羁押为由驳回了金锦寿的申诉。2017年9月15日，金锦寿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国家赔偿，截至2018年1月25日尚未有回复。

　　他从借住的岳父岳母家搬出，目前独居于五马步行街附近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公寓。房间朴素，除一张两米宽的大床，摆不下多余的家具。外出时，金锦寿依然对时尚，一身皮衣皮裤，高帮皮鞋上沿都镶着金色金属。他也努力重建五湖四海的社交，中年政府官员、青年酒店厨师，都能聚在一起吃饭。他的钱包里依然有少量的欧元，他还是更习惯说“到中国去”。

　　对金锦寿的采访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温州市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家茶餐厅，另一次是在他租住的公寓内。关于这个15年的流亡故事，他有自己的版本。以下为金锦寿自述。

　　通缉

　　2000年以前，我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挺好的，就是做企业，然后一直发展壮大。这一点上，我一直领先别人。1980年代初我在国有企业人事科工作，别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下海时，我就下海了。当时箱包生意做得很好，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品牌甚至成为过组委会指定产品。

　　后来我就开始做出口生意。1999年7月，意大利华人客户说现在那里流行化妆箱，我就去了一趟欧洲。考察回来后我开始做这个产品，以牛皮、猪皮为材料，外面再用中国古典的花布包起来，出口到国外一个能卖22美金。那时候经常供不应求，光化妆箱一个品类，我一个月就能卖一千两百多只。

　　2000年3月，我就想去意大利再买一些好看的样品，工厂生产后能送到广交会上给其他客户看。那时候很少有人愿意花几万去广交会的，但我不同，我很注重市场。所以3月底，我和爱人每人带了2000美元，又去意大利米兰拜访客户，看看能不能建立长期的关系。之后没多久，厂里就经常来警察。我当时没考虑别的情况，就想要不早点回去。到4月底，我打电话给公安局的朋友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你是通缉犯，现在要通缉你了！”

　　我觉得通缉犯是仅次于杀人犯的罪名，吓得一下子就把电话挂了。当时法律又不健全，我特大刑事犯罪的罪名，抓住被枪毙了怎么办？我觉得大难临头，要崩溃了。那天我就和爱人说：“现在咱们可能回不了国了。”我爱人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我父亲1976年去世，母亲1997年去世，但她父母都还健在。儿子也在国内。其实理智想想，我企业经营得好好的，儿子还在国内读高中，怎么会为了四十万潜逃呢？

　　到了第三天，我和一个朋友的朋友吃饭，正好有一个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在，我就问：“能不能在这里办一个身份，来去方便一些。”后来我们就去警察局问情况，其实我心里怕死了，这是在自找麻烦啊，万一护照一扫，就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幸好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对方还告诉我，现在西班牙在大赦，提供护照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就能办身份。于是5月4日，我就从米兰坐火车去了巴塞罗那。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对策。你的国家想通缉你，你还有什么力量去想对策？

　　到巴塞罗那的第一站，我们住在一个远方亲戚家。第一晚我爱人洗碗时还看见了米、油、盐，第二天早上起来想煮粥，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我就明白这是赶客，亲戚怕我们滞留在那里。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外面租房子了。

　　我那时候好像得了神经病一样，不敢在路上走，怕遇到中国人，怕被中国人认出来我是通缉犯，所以到商场买东西都叫爱人去。我在家窝了三个月，眼泪没少流。后来钱快没了，我就叫爱人去卖鞋。她一个月赚三千多人民币，扣掉房租，吃穿用度省一点，勉强维持生活。

　　后来西班牙居留申请递上去，我就收到了一张回执。在街上如果遇到警察查身份，给他看那张回执基本上就不会被遣送回国，我胆子慢慢就大起来了。我在一个办身份的律师楼里认识了一个跑政府关系的外国朋友，一开始她很好奇：“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跑来欧洲？”她怀疑我护照是假的，就偷偷拿到巴塞罗那领事馆去问，结果查出来护照没问题。我是后来看见护照里夹着领事馆的资料才发现的。她的行为反而让我心安了很多，这说明我在外国是清白的。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和爱人在她家借居了八九个月，开始去外国语学校学习西班牙语。

　　我认命了，打算就在西班牙生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