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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一些高知青年，在自学了许多心理学知识后，仍然无法解决家庭矛盾，就会意志坚定地要求离婚。志愿者用共情等专业方式进行调和时，对方会来上一句：“我们是各自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天生缺爱，矛盾不可调和。”

　　孙福革就“劝分”过不少“真的很不合适”的家庭。

　　一名28岁的女青年与30岁的丈夫育有一女，妻子反映，丈夫总爱在家偷偷穿着女性内衣、踩高跟鞋，她还发现丈夫有很多“男朋友”。“第一次劝，他俩为了孩子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第二次再闹过来，我说还是算了，女方还年轻，别耽误了自己。”孙福革说。

　　一对生活条件优越的年轻夫妻，女方29岁，男方35岁，女方因为对离婚协议不满，闹到了婚姻咨询室。“他挣那么多钱，一个月才给我和孩子20万元生活费，让我怎么过？”女方拿出一份月租金高达5万元的租房合同，甩出3个字“不够花”，男方则直接走人，不接受任何调停和咨询。

　　孙福革记得，那位女士在婚姻咨询室里哭哭啼啼了一个上午，控诉对丈夫的种种不满。最后，孙福革劝她：“你每月花掉5万元房租，还有15万元可以生活用，省着点花也不错。有的男人离婚每月才给1000元生活费，知足吧。”

　　好聚好散的高素质夫妻越来越多。一对都在外企担任中层管理者的夫妻来登记离婚，男的坦言自己有外遇，并且想与第三者结婚；女方则说：“我爱你，就让你过你想要的生活。”

　　在孙福革记忆里，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对夫妻，郎才女貌、极其般配，“从内心来讲，很希望能劝和，但这种人往往主意很正，好聚好散”。临走时，双方都没有憎恨对方的意思，男方还劝慰女方：“以后咱还能来往。我爸妈也喜欢你，你们可以继续相处，我不干涉。”

　　“高知”人群最难辅导

　　梳理了这么多年的案例，王梅艳发现，以机关公务员、科研工作者为主的“高知”离婚群体值得关注。从职业上来看，公务员和科研工作者成为离婚的“高发区”对象。

　　33岁的大学教师丽丽从一进婚姻登记处的大门开始，就表现得极为强势。她是一名年轻的副教授，每天要喝3杯咖啡，站在讲台上授专业课。但她却把自己的科学精神，用到了家里。

　　在家里，所有的事都由她安排。婆婆每天上街买菜，她要求记账；丈夫很少与她有亲密举动，两人一起逛街就像“路人”；女儿每天按照她定的时刻表完成各项运动和作业。闹到离婚，最主要的原因是婆媳关系不和。

　　“婆婆和丈夫在一旁不吭声，就见她张牙舞爪地把每个人都说得一文不值。”孙福革接触的案例中，类似的高知家庭并不少见。

　　与科研工作者不相上下的，是机关公务员。

　　最近一段时间，孙福革已经接触到了3对警察夫妻要求离婚的案例。离婚的原因非常雷同，“一方要求对方随时on call（随叫随到），另一方则工作没正点、回家玩心重，几乎照顾不到家庭”。

　　有一个警察妻子这样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每天就是上班+喂奶，双胞胎女儿天天睡在身边，“见不到丈夫，见到了他通常在家玩手机”。

　　妻子认为，这样的丈夫，有没有都一样，因此执意要离婚，“我一个人带孩子，做同样多的事情，但比跟他一起带幸福得多”。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高知家庭愿意付费享受优质的婚姻家庭咨询辅导。2017年，有10多对夫妻主动向睿家服务社支付每小时800元~1000元的咨询费，寻求督导级别或者教授、副教授级别的资深专家提供支持。

　　这与过去的离婚夫妻对自身家庭问题羞于启齿完全不同，“年轻人的价值观更加开放，他们一边追求自我，一边希望处理好家庭关系”。王梅艳近年来见到很多“自学成才”的离婚夫妻，他们中的一方不仅具备基本的心理咨询知识，还咨询过身边的专业人士，“他们会要求更加高阶的服务，对我们的工作也带来挑战”。    

　　（为保护隐私，文中离婚当事人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烨捷　

责任编辑：张义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