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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两间房，20多人住一间，彼此不能交谈，一说话就会被禁止。这个规定是从韩一亮进去一年后开始的，当时经常有人要跑，也有人偷偷商量过一起跑，被发现后就禁止所有人说话了，洗澡上厕所也有打手守在门口，而且厕所都没有窗。

　　学员的性格普遍“比较老实”，但交流甚少，互相都不了解。韩一亮只跟两个待了四五年的学员稍微熟一点，平日交流顶多是互相问问“今天卖得怎么样”。

　　每次上街背个斜跨包，装着50件商品，耳机卖二十，充电器卖三十，手机壳卖二三十，一天下来，韩一亮往往只卖出四五件，“一般路人都不理我”。他们要求每人每月卖200件，韩一亮基本不能达标。

　　卖得好的人伙食稍好，可以吃白饭，炒菜，和肉。韩一亮等七八个销量不佳的人，一顿只能吃一个馒头，配几块咸菜。

　　过年过节，伙食会稍微改善，上次春节，韩一亮记得吃了蒜苔炒蛋。大主管郑志强过年时会出现，给在岗的打手发红包、慰问几句，就走了。

　　对销售学员来说，卖东西是其次，最主要的业务还是拉人。其他人一般每年能拉4-8个，韩一亮每年只能拉一个。

　　“最好是拉不着人。”韩一亮不希望再有人上当受骗，但不拉人不行，如果他们看你拉人不用心，上课会点名教育，还不听话，就用拳头打。韩一亮因此被打过一次。

　　每拉进来一个人，韩一亮都很难受，“感觉自己是有罪的”。他清楚记得被他拉进来的9个人，他们在被调走前会待上一个月，每次见面韩一亮都抬不起头，任由他们骂：“自己被骗了，还出去骗别人！”

　　说这些话的时候，韩一亮咬着嘴唇，低下了头。碰到无法回答或不想回答的问题，他总会习惯性地低头。他至今还会经常想到这9个人，“希望他们都逃出去了”。

　　让他形容在里面的生活，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像坐牢一样。” 韩福忍不住打断：“比坐牢还差！牢房可以吃饱饭，可以看电视，可以讲话。”

　　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只有几本娱乐杂志放在宿舍，半年才更换一次。

　　宿舍没有时钟，只有日历，刚进去时数着日子过，后来就不数了，反正数不数，日子都过得一样慢。

　　头两年他经常哭，一到晚上思念涌来，想家，想奶奶，躲在被子里哭。随着时间流逝，哭的频率从几天一次到几个月一次。“想家人也没用，又出不去。时间长了，没什么好想的。”

　　不外出时，他就在宿舍坐着，什么也不想，困了就睡觉，不困也闭着眼躺着，尽量让自己睡着，“睡着之后时间会过得快一些”。

　　他变得越来越麻木，“浑浑噩噩，过一天是一天”。他没想过还有机会出去，他以为要困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归来

　　2017年8月底，一天下午五六点，韩一亮和看管他的打手从外面回来，远远看到出租屋被警察查封了。韩一亮期盼的警察终于来了。

　　但他第一反应是害怕，“怕自己也被抓，毕竟跟他们待了这么长时间”。打手掉头就跑，他也跟着跑了，往另一个方向。

　　大概跑了七八分钟，跑到一个没人的拐角处，他停下来，确认没人追上来后，他瘫坐在地上，独自欣喜、激动，然后开始大哭，足足哭了十几分钟。

　　“终于可以回家了，终于没人控制了，终于自由了。”韩一亮说到当时的心情，眼眶再次红了。

　　当天晚上他睡在马路边，梦到自己又被抓回去毒打。这个噩梦缠了他两个月，直到回家，才没再做过。

　　他身上没钱，风餐露宿饿了三天，终于找到一份工作，是一家叫“信诚”的中介公司推介的。澎湃新闻在网上搜索这家中介，发现在深圳宝安区。

　　在中介的安排下，韩一亮坐上大巴，两天后到达山东淄博，在一个小区当保安，工资两千。干了两个月后辞职，拿到3000多块，立马去了客运站。

　　16个小时的回家路上，韩一亮忍不住又哭了，既激动高兴，也担心害怕。“就怕我奶奶有什么意外，毕竟岁数大了。”

　　在传销组织里，他经常梦见奶奶，奶奶站在村口张望，不停呼唤：“一亮，赶紧回家吧……”梦到过父亲哥哥在到处找自己，也梦到过自己回家了，家里人都在，“但他们看不见我，我叫他们，他们没理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他担心离家这么久，家里人已不认得他了。

　　村里修了路，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他转了好几圈，才找到自己家门。他走的时候还是土胚房，7年前，土坯房漏雨成了危房，韩一月也到了成家的年纪，“不盖房娶不到老婆”。

　　韩福拿出家里全部积蓄，又向妹妹们借了几万，把房子盖起来了。大姑帮韩一月介绍对象，好几个都没成。

　　韩兴华说，每逢过年韩一月都要喝酒，喝醉了就开始念叨失踪的弟弟，一边喝一边吐，“说很想他”。

　　有一次他喝醉酒，半夜闯入村民家，村民报了警，后以盗窃罪和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回家看到瘫痪在床的奶奶，韩一亮又哭了。出走前，奶奶的身体还挺好，现在患有脑梗塞、糖尿病等多种病，人已神志不清。

　　“哪儿也别去了，你就在家跟着奶奶吧。”“家在这儿呢，谁过来找你也不要走。”韩一亮回来后，奶奶反复说着这些话，“她以为我去找我妈了。”

　　韩一亮发现父亲的变化也很大，不出去打牌了，性子更温和了些，也老了很多，眉毛白了一半。

　　“这个传销太害人！”韩福恨恨地说，夹烟的手都在抖，“人有多少个十年！”他想让媒体曝光，让警察把这些“非法分子”全抓起来，不要再害人了。然后小声问记者：“能让这个传销组织给点补偿吗？”

　　韩福叹了口气，说儿子回家，他又高兴又烦恼，“烦恼的是孩子这么大了，需要我操持”。

　　“别人家的孩子出去十年八年，开着车带着老婆孩子回来，衣锦还乡，那才是天大的喜事。”韩福语气无奈，“他已经很难受了，我不能再责备他。”

　　在当地，兄弟必须分家，但韩福还欠着债没还，已无力再盖一栋房。“人家要的话，做过门女婿也可以。”

　　对于26岁、没有手艺的韩一亮来说，找工作也是个问题，家人不放心再让他一个人出去打工。2017年12月初，记者采访他时，他的身份证没办好，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家陪着奶奶。”

　　他每天待在家里，不怎么出门，晚上8点就睡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周围的一切让他感到陌生。他不太愿意说话，也不太愿意去回想以前的事情。

　　他与曾最要好的表弟韩兴华通过一次电话。表弟已大学毕业三年，如今在邯郸上班，工资五六千。

　　当时韩兴华还不知道韩一亮经历了什么，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在电话里回答：“过得挺好的。”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