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酷网新闻移动版

　　在胡顿测量的33个项目指数中，有19个指数表明犯罪人和守法市民间有明显差异，表现在体态、眼睛、耳朵、嘴唇、前额、脖子等生理特征上。因此他总结，这些遗传性的生理特征会影响心理的发展，进而产生严重的犯罪问题，所以必须予以根除。

　　在同一时期，犯罪生物学研究流行起来。不同于龙勃罗梭等人的犯罪人类学研究，这些学者更倾向于从内部结构或状态而非外部特征来研究犯罪人。

　　现代犯罪遗传生物学研究认为，犯罪与人格等个人素质密切相关，这些个人因素又受到直接或间接的遗传因素的影响。家族里的精神病、智力低下、性格异常、酒精中毒、异常的性染色体等遗传基因，都会对犯罪人的个人素质形成巨大影响。

　　当时，一个声名狼藉的家族——马克家族，成功引起了美国纽约监狱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理查德·路易·达格代尔的注意。这个家族的祖先是个叫马克斯的男人，截至1874年，他的一个儿子共繁衍了540名后代。其中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在济贫院或其他福利机构领取救济，140人是犯罪人，60人是惯盗，7人是杀人犯，50人是卖淫者，40人是性病患者，30人被指控为私生子。在达格代尔之后，另一个美国学者阿瑟·埃斯塔布鲁克又对这个家族继续进行调查，并在1917年公布调查结果。他有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这个家族还有另外的715个后代，其中170多人是贫民，118人是犯罪人，378人是卖淫者，86人是妓院老板或者其他类型的越轨者。

　　由以上的发现，达格代尔得出结论——遗传缺陷导致了家族的堕落，但他也承认社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然而，对于两位学者以上的研究，粗放的研究方法也受到质疑。

　　20世纪20年代，德国精神病学家约翰内斯·朗格对孪生子进行了研究，他引入了变量，以检验遗传和环境到底谁对犯罪的影响更大。朗格在德国巴伐利亚的监狱和慕尼黑的德国精神病院研究所中找到并研究了30对男性孪生子，其中13对是同卵孪生子，17对是异卵孪生子。他们在相处模式上没有差别，唯一不同的是，同卵孪生子具有相同的遗传素质，而异卵孪生子在遗传方面有较大差异。对比孪生子之间犯罪行为的相似性，就可以判断遗传在犯罪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

　　朗格在研究中发现，同卵孪生子的犯罪一致率为77%，且在犯罪种类、次数、方式和在监狱里的表现都有惊人的一致性。而作为对照的异卵孪生子中犯罪一致率仅为12%。精神病学家还研究了214对年龄相近的普通兄弟，其犯罪一致率为8%。

　　朗格认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遗传在制造犯罪人方面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他也承认，遗传并非犯罪的唯一原因，也要考虑环境因素。

　　除了同卵和异卵孪生子这个变量，60多年后，有学者引入了另一个变量——养子女和生父母和养父母的关系，来探索遗传和犯罪。如果养子女与其生父母的犯罪情况一致率较高，说明遗传对犯罪的影响大于环境；如果与养父母的犯罪情况一致性较高，则意味着环境对犯罪的影响大于遗传。

　　1984年，萨诺夫·梅德尼克、小威廉·加布里埃里和巴里·哈钦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报告了他们对1924~1947年间丹麦的所有非家庭内部收养的14427名养子女的记录进行调查的结果，堪称“以丹麦的所有非家庭内部收养为基础的、最大规模的、系统的养子女研究”。从该报告来看，遗传因素在犯罪中起一定作用，生父母多次犯罪或者严重犯罪，对养子女的犯罪影响更大。因此生父母的犯罪行为，是预测被人收养的孩子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

　　奥地利犯罪学家阿道夫·伦茨也赞同遗传和犯罪之间有因果关系。他提出犯罪与人格关系密切，而人格主要是遗传的结果。他甚至断言，祖先的反社会倾向和性格特征，比如有过精神疾病、精神失调、癔症、癫痫、神经质、酒精中毒和自杀，会削弱后代的社会适应能力，使得后代具有犯罪的潜质。 

　　但伦茨并不是一个狂热的遗传论者，他的这些遗传背景研究，也仅仅是作为环境对整体人格研究的一部分。

　　“武士基因”≠连环杀手

　　上世纪60年代，基因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随之出现了犯罪并非都是后天形成、先天的基因变异也可能使人成为潜在犯罪人的论断。

　　说到基因，需要先来了解一下细胞内载有遗传基因的染色体。每个人包含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其中性染色体决定人的性别。正常女性的性染色体为XX，男性为XY，但受孕时会产生性染色体异常的现象，部分男性的染色体会多一个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