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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内，沈新南夫妇一共暴瘦了近60斤。沈新南还曾带着妻子邵玉妹去医院检查身体，想要再生一个。但邵玉妹“身体一下子垮掉了”。50多岁的人，吃中药，看医生，尝试过各种办法均无果。

　　对老人们来说，鼓楼医院里冷冻着的4枚受精胚胎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他们要把胚胎取出来。

　　当时，中国尚没有男女双方均离世，双方父母向医院讨要受精胚胎的司法案例；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只是禁止了胚胎买卖，禁止了国内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但对于未移植的胚胎如何处置，未做规定。

　　沈新南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条路走通。他请来了律师李云（化名）。

　　在李云提议下，两家老人商量后，2013年11月，沈新南夫妇将胡杏仙夫妇告上法庭。

　　“起诉医院风险太大了。”多年后，沈新南向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解释，被告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胚胎从医院里拿出来。

　　一审时，宜兴法院将南京市鼓楼医院追加为第三人。经审理，法庭认为“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并驳回了沈新南夫妇的诉讼请求。

　　但在无锡市中级法院二审时，法庭充分考虑了伦理和情感因素，认为沈杰、刘曦遗留下来的胚胎是“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因此，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既合乎人伦，又可减轻其丧失子女之痛楚。

　　4位老人面临的代孕难题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老沈想把胚胎拿出来做什么，他肯定是要传宗接代的。”李云说。

　　但在中国，代孕被明确禁止。

　　2001年，卫生部出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而代孕是否违法，在法律界也有争议。

　　“实际上，迄今为止，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没有对代孕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而原卫生部的规定只是行政规章，不具有限制人民权利的效力，不能作为禁止代孕的法律依据。

　　2014年8月，沈新南等人成了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嘉宾。胡杏仙当场询问主持人，“拿到胚胎，当然是想国家政府能给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特殊的照顾。”

　　所谓“照顾”，就是指代孕。当时，胡杏仙的侄女、外甥女等亲属曾表示，愿意为其代孕。但上海市卫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徐青松当即表示，“为了保护后代原则，不允许代孕，不允许这个情况出现。”

　　2015年4月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个部门曾联合制定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工作下发的文件中表示，打击代孕是为了净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环境，维护正常的生育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自己无法再生育，亲属志愿代孕又不可行。无可奈何之下，老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明处的、暗处的各种代孕机构。

　　某海外代孕机构负责人刘保君第一次见沈新南时，沈在不停地抽烟。那是2016年6月，梅雨季，他们在上海的一家茶馆里初次见面。沈新南手上的烟还没熄灭，立刻点上另一根，眼里满是焦虑和怀疑。

　　在刘保君之前，沈新南接触了几十家代孕机构。仅上海一地，他至少认识30家。

　　从打官司时起，各种国内地下代孕机构便蜂拥而至。他们承诺，可以通过非正式途径和医院协商拿回胚胎，但都没成功。为此，沈新南还被骗了不少钱。

　　等到胚胎拿出来，需要找人代孕时，这些机构又退缩了。“代孕成功率一般只有50%左右。他们都怕担风险，毕竟只有4个胚胎，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沈新南也不放心，毕竟在国内医疗机构代孕是被禁止的。

　　还有一些机构，声称可以去海外代孕，比如去美国、乌克兰、俄罗斯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代孕是合法的。

　　这些海外代孕机构打着免费代孕的旗号找上门。沈新南虽对“免费”二字心生警觉，却不甘心放弃代孕的机会，接触了其中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