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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表演证照后，街头艺人可以自由“求打赏”，不受文化执法部门干涉。成都市文广新局称，这一规定将着力实现街头艺人“打开琴盒收费”，打通街头艺术的“生存通道”，形成自循环的长效工作机制。

　　成都市音产办上述工作人员介绍，在演出时，乐器表演者可以将琴盒放在面前接受现金打赏，或者放置二维码；手工艺者可以在表演之余，将成品现场出售，“但不能提前做好后，带到现场卖”。

　　成都市文广新局预计，在审核认证工作完成后，30个演出点位在2018年将演出近4000场。此外，试点点位还将根据街头表演的实际情况，相应进行实时调整。

　　此外，所有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均将受到市民监督，如被发现有扰民、破坏公共环境等行为，将受到处理。

　　■ 追访

　　音产办：持证考核为择优

　　“对于街头艺人不是管，是规范，也是营造成都的街头氛围。”成都市音产办一名负责人说，成都作为室外表演相对活跃的城市，对于街头艺人进行持证考核，目的并非是“堵”，而是希望通过择优录取，选择一些能力强的街头艺人，使之成为“成都的一道风景线”。

　　新京报记者联系到一位在成都街头伴唱的艺人大刘（化名），其表示听说过这一招募考核，不过，由于户籍限制，大刘没有能够获得报考机会。

　　大刘说，街头艺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流动性大，成都市此次招募，却明确提出户籍、年龄等要求，“实际上很多真正职业的街头艺人，都不符合这个条件规定”。

　　成都市文广新局一名工作人员透露，对申请人员户籍设限，主要是选拔一些能固定、长期演出的街头艺人，“所以提出户籍或者居住证要求，这样的表演者能够沉淀在成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成都此举，从出发点说，能够体现城市管理意识进步，从以往要求城市面貌整齐划一，到强调个性化和宜居，与世界接轨。不过其表示，在选拔时，当地应该适当给予弱势群体或者低收入者以“特权”，更多关注底层表演者，体现城市的宽容和包容。目前以户籍“卡”人的做法，实际与新政的初衷不符。

　　■ 链接

　　多地曾探索街头艺人管理

　　新京报记者获悉，在出台相关规定之前，成都市音产办曾组织人员赴深圳、上海等地考察。此前，部分城市曾有类似探索，但均为民间演艺协会等组织认证。

　　2014年11月11日，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经过一年的筹划，从100名街头艺人中甄选出8名有资质的艺人，并向其颁发《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截至2017年8月，上海街头已有120名艺人持证上岗，其中大部分是80后、90后年轻人。

　　此外，2015年4月，深圳市福田区演艺协会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管理、街头艺人签订自律公约，试行“划定区域、固定位置、抽签派号、核准入场、规定时间、持证上岗”的管理模式，首批68组取得“街头艺人证”的街头艺人加入。

　　此外，广州也于2017年将户外空间表演合法化、规范化管理，23组艺人通过审核，成为广州首批持证表演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