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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更多温暖给了她力量。在与“一生之敌”的对峙中，她赢了：她考上了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高考语文150分的总分得了130分，大二时在放弃听力测试的情况下顺利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

　　她被保送到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读研究生，在此期间，她发现语言沟通问题是聋人所有障碍的源头。“直觉告诉我，手语是一个更让我觉得自如和亲切的世界，我想要去寻找我的同类人”。

　　当时，复旦大学龚群虎是中国唯一一名研究手语的语言学家，也是把西方的手语语言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05年，郑璇考博成功，进入复旦，成为龚教授的学生，攻读手语语言学方向。

　　在这里，她获得了学校最高奖——复旦大学校长奖。她开始挑战更高的天空。

　　郑璇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网络开始兴盛，帮助她完成“自救”，并真正走入聋人的世界，和更多人同行。

　　和很多聋人一样，她热爱舞蹈时的自我对话和表达，从小到大一直在跳舞，“似乎契合了红舞鞋的故事，当然，红舞鞋也像是一个隐喻，映射了我的特教事业”。

　　她在聋人在线网站论坛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总版主，认识了许多聋人朋友，并跟学手语。

　　在聋人的世界，“口语者”和“手语者”几乎是泾渭分明的族群。在复旦时，作为上海残疾人艺术团的成员，郑璇每周都要去排练，有一天，在聋人老师向所有演员用手语布置任务时，另一位熟识的健听老师进来，郑璇不自觉地移开视线，和她攀谈。此举引发“手语者”的误解，认为她不尊重手语，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

　　她被孤立了，这段经历让她成了“边缘人”，在听人圈子里觉得孤独，在聋人圈子里也没法完全融入。

　　“我可不可以完全放弃听人的身份，接纳作为聋人的自我？在我不想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只使用手语？”她开始接受自己是聋人的事实，彻底“放下”口语，精练手语，真正体会到静默无声的感觉，试图摆脱对助听器的依赖。

　　迈过心理的关卡后，她不再茫然四顾，明晰了自己的未来：走进聋人，帮助聋人，从事聋教育。“我要把手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聋教育上面，把理论转化成生产力。”

　　她到了重庆师范大学，投身聋人高等教育，成为聋大学生的老师。

　　她不放过任何机会去练习口语和听力，在“全民低头族”的年代，手机成了她练习口语、巩固发音的帮手。

　　她还努力学习英语和美国手语，在美国做孔子学院教师的一年里，她作了22场讲座，其中21场用美国手语，一场用英语。

　　正如海伦⋅凯勒所说，“盲隔离了人与物，聋隔离了人与人”，就算居住在同一个小区，聋人和听人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各自走着互不相干的路。

　　如今，郑璇试图在这两条路中，搭建一座互通的桥梁，让他们相遇并彼此温暖。

　　她为“聋生”上课，教大学语文、人际沟通、手语；她也为“听生”上课，教手语、语言学概论；她还带着听障儿童心理与教育方向的研究生，管理着学校的手语翻译团队。

　　在这些努力的背后，她向往着一种场景：聋人和听人能够无障碍沟通。

　　要完成这种沟通，就需要一套通用于全国、聋人都能看懂的标准化手语，以及越来越多的懂手语的人。

　　可是，手语和中文、英文一样，也是一种语言，有自己的语法规则，也有“方言”的差异。残酷的事实是，我国电视新闻上的手语翻译和聋校里的听人老师按照汉语的语序比划出的“手语”，聋人其实未必完全明白。

　　症结在于，手语是和汉语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而且，聋人的思维、行动、认知和听人迥异，这意味着，听人除了学习手语，还要掌握手语背后潜藏的视觉文化。

　　这也是以手语为主要语言的聋人学习汉语“难于上青天”的原因。

　　同时生活在聋人、听人两个世界的郑璇，希望能和其他手语研究者一道，改变这个几百年来困扰聋教育界的问题。在2015年作为评审专家参与国家通用手语项目结题会后，这个心愿愈发强烈。

　　她总是告诉一些父母，孩子选择学习口语还是手语，选择特殊学校还是普通学校，必须因人而异。毕竟，让聋人成为平衡的双语人和双文化人固然是最佳目标，但绝非易事，而一旦失败，有可能酿成不可承受之重。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