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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雅楠夫妇俩送了一个礼物。从今往后我会以他们两个的名义来捐助两个孩子,捐助款还是由我来出。”吴合在婚礼上的话,引来全场掌声雷动。“我能感觉到那种由衷的钦佩,真的好自豪呀。”孙雅楠说。

　　“人的价值在于他向世界给予了多少,而不在于索取多少。我是一名医者,我的一生都是想要在这个社会的角角落落发挥自己的作用。”早在2001年,吴合就亲自填写了遗体捐献申请,之后又签署了无偿捐献角膜志愿书。她立下遗嘱:“自愿捐献遗体、眼角膜,不要送花圈,可将准备买花圈的费用捐助失学儿童上学用。不要买寿衣,一切从简。”

　　吴合去世后,家人遵从她的遗愿,不设灵堂、不摆花圈,不开追悼会。家人、朋友、同事聚在一起,分享她传承给家庭的敬业精神、对医学事业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善良、正直的人生态度。

　　在吴合为患者答疑解惑的微信群里,患者们纷纷表达不舍:“吴合医生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她对病人更像长者关心家人一般,永生难忘”“百姓的好医生,一路走好”“愿她在天堂里依然幸福快乐”……

　　天台山上的白衣战士

　　吴合家的客厅里,她曾经为病人看病写病历的桌子上,如今摆放着一幅吴合的画像,画里的吴合神情慈爱、眼神坚定。那是吴合的大儿子朱建军通过画笔表达对母亲的哀思,“我就是想把母亲那种共产党员的底气画出来”。

　　1945年6月,还是上海医学院三年级学生的吴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任上海医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学,组织读书会,请进步人士讲演,参加和组织学生爱国运动。”吴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其间,吴合参与组织了“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

　　1948年8月,刚刚毕业的吴合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搜捕,组织上考虑到她的人身安全,安排她到江苏金坛工作。同年9月,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天台山麓的宁海山洋地区建立后方医院。吴合随后被派往天台山,任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院长。

　　1949年3月2日清晨,第二次进攻天台城的战斗打响。3日深夜,一批伤员送到外湖村。“当时伤员近40人,我连夜走山路去了,掌灯笼换药包扎。”吴合后来回忆,伤员的伤口刚刚处理好,山下的“交通”送来情报,说有“情况”,于是大家又抬起重伤员往深山转移。几经周折,伤员们在下深坑竹林里的两间茅屋暂时安顿下来。后来为安全考虑,后方医院又搬迁到人迹罕至的上深坑龙潭背。

　　“在山中竹林里用毛竹搭了‘公馆’,里面是竹片编的‘钢丝床’,通铺及单铺是给伤员睡的,工作人员睡地铺。”吴合写道。医院条件十分简陋,从房顶、围墙、病床,到镊子、换药碗、夹板都是竹子制成的。当时收治的多是伤情严重、生活无法自理的伤员,吴合总将自己的竹席铺在病情最重的病床中间,便于观察伤员病情变化。她还不怕脏不怕累,用竹筒为伤员接尿,甚至将竹叶衬在手上为伤员接取大便。

　　“我当时忙得不可开交,两个小腿和腰上长了不少脓疮,但是我不舍得吃一片药。”吴合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一双到膝盖的袜子一直没工夫脱,里面的疮流脓到结痂都没有动过。”

　　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童曼林曾向吴合提意见:“你平时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可自己的双腿化脓成这样子,也不好好治一次。”吴合当即说:“那好,你就在我身上学换药吧。”并不懂得医药知识的童曼林就这样笨手笨脚地在吴合身上练习换药。此后,吴合每天都抽出一小时,对后方医院的年轻人进行培训,内容有微生物、人体解剖、战地救护、伤口处理、药理、配药、换药、消毒等。讲到打针,吴合就让学员在自己身上练习静脉注射、肌肉注射。

　　曾在后方医院工作过的方山撰文回忆:“有个刚解放过来的伤员创口痛得熬不住了,抄起床前小便用的竹筒给了吴合当头一敲。伤员中的几个党员批评他,反复讲道理。他后来向吴合公开道歉,还主动要求‘关禁闭’。吴合却连连摇手,说当时自己换药时手劲可能重了些,加重了他的伤痛,请他原谅。”

　　《浙江天台县妇女革命运动史概况》中记载:“吴合任后方医院书记、院长,白求恩式忘我工作精神深得伤病员、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的爱戴和好评”。当时的一名伤员陈渭富班长解放后写信称赞吴合:“每当我学习《纪念白求恩》时,眼前就浮起了她的身影。”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