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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他告诉记者，他对路况很熟，不怕翻船，但就怕水里有漏电。单人艇的两只桨分给两人来划，一时不适应，平时10分钟的路程，他们来回花了两个小时。返程途中，他们还捎上了一个在路边挥手求助的小女孩。

　　临时组建的皮划艇组合也不虚此行：在划艇过程中，他和那位邻居闲聊，才发现他们的女儿早已是好朋友，而两位父亲却互不相识。

　　编织袋送到小区时，金先强的腿因为保持弯曲的姿势太久，已经抽筋。他回家休息了两个小时，晚上11点看到微信群里又在喊人，“因为一换班，楼下人又不够了”，他又下楼了。

　　最紧急的情况就出现在晚上11点左右。这时，花坛里的土方已经挖了100多立方米，一道一道加固的堤坝已经达到2米高、1.5米厚。

　　但这时传来某处水泵损坏、停止抽水的消息。此处是小区的4个易进水区域之一。韩卫军回忆，“水流像山里瀑布一样，从台阶上一级一级流下”，一下子地上积起30厘米深的水。

　　人们只能用沙袋去堵，划船运回的700多个编织袋派上用场。为了堵住这边的缺口，屈文明率先冲上去，“别人怕漏电都不敢上去，我自己走第一个。”罗国锭叫来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婿。

　　次日1点，小区物业接到上级通知，呼吁正在抗洪的居民撤离现场，实际上，撤离的请求早在前半夜就发出，“怕水冲进来，挡不住，把人冲了。”物业经理陈海港说。但在当时，在场的100多人谁都不敢先走一步。“只要一个缺口失守，全军覆没。”郑菊明说。

　　韩卫军把手机交给儿子保管，嘱咐他站远点，“一旦出事了，你赶紧跑”。等到水位停止上涨，水位线距离他们筑起的堤坝最高处，只剩下60厘米，他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如果当时水真的堵不住了，我会游泳还可以跑，下面挖土的人都跑不掉。”

　　郑菊明坦言，“如果第二次出现这样情况的话，叫我们去，都有点怕了”。

　　11日凌晨2点半，水势逐渐稳定下来。每个入口留了四五人值守，一些人甚至守到清晨6点半才离去。

　　屈文明最后统计，他们一共用掉约3000个防洪沙袋，其中差不多有2000个是小区居民提供的。

　　“如果没有业委会、业主的努力，100%挡不住。”物业经理陈海港说，他的双脚在水里浸泡太久，出现红色的斑点。这一天他只吃了一碗泡面和一杯业主送来的菜泡饭。他自己家在另一个小区，大水淹过了一楼，他的妻子带着孩子躲上二楼才逃过一劫。

　　他们至今仍互相不知姓名

　　8月16日，台风已经走远，洪水过去了1个星期，小区里纳凉的邻居聚在一起，讨论的仍是这个话题。

　　李均超感到自豪，前几日隔壁小区的亲戚借住他家，因为他们的地下车库进了水，整个小区停水停电。隔壁小区也曾试图自救，但因为地势较低、人少水急，且搬运路途复杂，没几下就放弃了。

　　临海有183间房屋倒塌，17.7万户断电。湖畔尚城小区一共倒了两棵树和两根电灯柱。但屈文明估算，损失可能还是有20万元左右，面朝街道的监控房依然进了水。算起这些，他露出了发愁的表情，这些都需要业委会出钱维修。

　　这次洪水过后，业委会几位成员商议，给业主们写一封表扬信，张贴在小区显眼位置，因为不知道大多数人的姓名，就统一称为“无名英雄”。信里把这些人的抗洪精神，命名为“湖畔精神”。

　　这次洪灾过后，他们互相在路上见到，还会点点头，打个招呼，“感觉凝聚力更强一些”。

　　业委会副主任郑祖明感慨地说：“小时候住那种大大的院子，推任何人家的门进去都认识，现在住楼房了，前面、后面的人根本不认得，没有什么‘乡情’‘亲情’的概念。”

　　即使这次并肩作战后，许多参与行动的邻居至今仍互相不知姓名、联系方式。

　　其中一些参与过行动的业主，批评物业公司“后来只顾让大家撤离，不管地下车库死活”。还有一位参与者对记者说，他并不知道组织抗洪的哪些人是业委会成员。对此，郑祖明习以为常。“业委会跟村委会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工资，都是义务的。”

　　他坦言，自己也是“歪打正着”成了业委会一员。2014年，这位退休教师被几名同事推选进刚成立的业委会时，从来没见过当时的物业经理，另外6名业委会成员，全是物业公司人员的亲戚。他们隔壁的小区，因为物业不负责任，出现了很多问题。“我那时想，既然住在这里，还是希望小区好一点，住得舒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