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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研制疫苗是很必要的。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比SARS强很多，传染系数可以达到3.5，也就是说，1个传3个半，而SARS顶多是1个传2个，所以现在有些国家每天增加上万名确诊病例。防治疫情，从历史的情况看，还是要靠疫苗。

我们知道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天花，一个是脊髓灰质炎。天花和脊髓灰质炎传染性都很强，死亡率能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而且后遗症很多。我记得小时候，周围有很多人脸上有麻子，这是得天花留下的后遗症。现在根本看不见了，靠的就是疫苗。我认为，研制新冠肺炎疫苗非常迫切，必须要抓紧推进。

科研：“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航”

问：您是医生，也是带队攻关的院士，你们团队在这次新冠肺炎的科研方面开展了哪些研究？

钟南山：临床救治必须时刻摆在抗击疫情的极为重要的位置，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航。比如，疫情暴发后，我们很快总结了1099例的临床特征，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是首次汇总到全国范围内过千例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次疫情中全世界引用最多的论文。通过研究发现，有一半病例在入院时是不发烧的，所以把发烧作为唯一症状不合适；另外有些病人的实验室指标特别高，很快会转为重症。这些基础科研在全球救治中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这也是目前与国外同行连线时大家普遍关注的。

问：在与外国专家连线时，我们分享了哪些基础科研成果？

钟南山：在与国外同行视频连线时，我们主要从“四早”、联防联控等理念出发，分享了危重症病例管理的要点、新实验室检测技术、新的治疗手段等。我们初步与美国哈佛大学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将在新冠的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临床救治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

家风：“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

问：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成为医生是否与家庭环境有关？

钟南山：我想还是有关系的。我父亲是儿科医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到晚上经常有很多邻居带着孩子来我家看病，孩子用了药以后好了，邻居很开心，父亲也很有成就感。我母亲是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高级护理师，后来在华南肿瘤医院、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当副院长，参与了这个医院的组建。在家里，父母谈论的多是医学方面的内容，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培养出了兴趣。

问：父母以及家风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钟南山：对我最大的影响，恐怕还是实事求是。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1969年，我下乡参加医疗队看过一些病人，有一次遇到一个孩子尿血很厉害，大家都说这是结核病人，要做治疗。我回家讲起这个情况，讲了半天，父亲突然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一下把我给问住了。因为尿血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当然也可能是结核，但你得有证据才能治疗。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这句话。这让我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坚持讲实话，坚持实事求是，你要相信自己实践的，而不是单纯听见的。

问：家人如何看待您的事业？

钟南山：他们的支持是无声无形的。因为我很少休周末，就算在家，我爱人也说你最好的休息就是能够安静坐在家自己看书。家里人对我的要求不高，并不是要全家出去旅游，但这方面我是欠了家里的。我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家人的支持极为重要。

我现在等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状态，一回到家就有饭吃，有很好的生活照顾。由于生活上没有顾虑，也能够保证承担比较重的任务。

做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问：您曾讲过，自己的医学事业是从35岁那一年才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说？

钟南山：当时孩子还小，我和爱人长期分开，对家庭和老人的照顾很困难，所以碰上一个机会就调回广州了。回来为什么算是一个大的转折呢？因为之前我在北京医学院是搞基础研究的，35岁那年，回到广州后才从头开始，在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就是现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当时，在临床知识上也几乎是“一穷二白”，因为我读大学期间还为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训练了一年，回到北医就上了半年临床课，之后又留校当老师。所以我此前并没有搞过临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问：您在1979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就在前几天的4月2日，还获得了爱丁堡杰出校友奖。留学期间有什么事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