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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分歧也是存在的。远在加州的米沃什，带着距离审视波兰以及欧洲，警惕着它们可能存在的地方主义，忧虑它给西方文明的进程带来消极的影响，应该说米沃什的眼光更具世界性。他冷眼旁观现代社会里个人的孤独、异化、种族、学生们的造反、东西方融合等等问题，而且他也不认同、不愿接受他置身其中的美国，说“它好像一头自动控制的野兽”，技术的文明带来了精神上巨大的赤贫。在东方的集权主义与西方的物质主义之间，他希望寻求第三条道路。

　　赫伯特比较简单，他习惯从“常识”出发，——这自然有其优势，但有它的局限性。他似乎非常简单就形成了他对所有社会问题的诊断。虽然他也指出西方的弱点，但他更愿意显示其作为一个波兰人眼中的“真男人”形象，一个类似“牛仔”的人，而不是所谓“知识分子”。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赫伯特表现得有点“土”，多少体现出他有点地方主义的心态，认为过于遥远的问题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这显然是有欠审慎、轻率的态度。他在1967年的信里，就曾如此质疑过米沃什：“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反对波兰人打击黑人的事。黑人是种族主义者，就像阿拉伯人和某些犹太人一样。最好的可能是，黑人不该被殴打被压迫，而是送回他们的本土非洲，在那里被部落的人迅速地、悄悄地结果掉。我一点也不理解，为什么所有白人宁可像今天这样自责，打死也不愿说出自己真正在想什么。”米沃什的反应是坚定的：他批评赫伯特，说他的信暴露出一个“典型的波兰人信念”，以为维斯瓦河边的那个国家就是宇宙的中心，它的历史经验和痛苦，都是任何其他事情无法比拟的。他的回复强烈而正确：“黑人不能被送往非洲，正如战前波兰的犹太人不能被遣送到马达加斯加。”

　　这一年，就是在他们通信之后，赫伯特短期逗留于美国。米沃什与赫伯特一起造访他们的译者，博格丹娜和约翰·卡朋特（BogdanaandJohnCarpenter）。（哈哈笑话）在醉酒状态下，赫伯特终于展示出长期压抑的沮丧情绪，他以一种令人非常不快的方式，表现出对于米沃什隐藏的不满。他攻击米沃什缺乏爱国主义，而且在纳粹占领期间置身事外。其实，这是不实的，米沃什的确参与了地下抵抗运动，构成了波兰地下文学的一部分，倒是赫伯特在战争期间跟这些基本无关，战争爆发时赫伯特毕竟才15岁。

　　不过，这也并未导致二者之间友谊的结束。此后赫伯特从柏林发去一封道歉信：“无论你是否愿意，我都会以我奇怪的爱压迫你，直到生命的尽头，甚至在我的生命之后……请原谅我吧。”事实上，这之后他们仍然是亲密的朋友，彼此信任。在赫伯特心中，米沃什仍是他在遭到政治警察刁难与审问后最愿意倾诉的人。

　　真正的冲突出现在米沃什出版《狩猎者之年》（AYearoftheHunter）之后，时在1990年年初。在这本书中，米沃什批评了赫伯特，说在赫伯特身上，总能发现“一个属于不可估量之物的盲目附件：祖国。波兰，这是一个被他提升为某种神秘的绝对。”这种指责，客观说不是十分公平，可证之于赫伯特有关波兰的种种看法。然而，糟糕的是，赫伯特将此理解为对他的精神导师、哲学家亨里克·艾尔琴伯格（HenrykElzenberg1887-1967）的攻击。赫伯特马上作出反应，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声称爱国“如同爱一个人的母亲一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更进一步说，它是人们“工作，乃至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生命的指令”。同时，赫伯特提醒人们留神米沃什巨大的国际声誉，指责米沃什“有意识地放弃了爱国精神，最后就是他的祖国。他缺乏作为诗歌引擎的身份意识——事实上，只有一种媚俗而廉价的世界主义，流亡者的装腔作势，以及一个被人拒绝的先知所有的罗曼蒂克姿态。”这样过分的指责当然也不客观。我们应该记得米沃什著名的话：“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