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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果死里逃生的背后疑窦重重，调查证实，1998年孙小果一审被判死刑后，1999年二审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为死缓，2007年，案件启动了再审，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期间，孙小果又被多次减刑，实际服刑12年零5个月就被释放出狱。孙小果脱罪，暴露出一个惊人的黑洞，从一审、二审、到申诉再审，刑罚执行等多个环节被人层层击穿。

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副组长张力：我们紧盯的就是“保护伞”跟这“关系网”，不是就案来办这个案子。我们始终把督导的重点，把关注力就盯在了查背后的“保护伞”跟这“关系网”。

孙小果一次次逃出法网，都因为一张无形的“关系网”。专案组调查发现，多年来编织出这张关系网的人，是他的母亲孙鹤予和继父李桥忠。

孙鹤予，原本是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的一名民警，曾因帮助孙小果伪造材料，办理取保候审，在1998年被依法判刑并开除公职。

孙小果的继父李桥忠，从云南省边防部队转业后，先后担任过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和区城管局局长。

云南省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欧阳雨林：我们发现孙鹤予、李桥忠，虽然官职不高，但是他们20多年来，在为孙小果逃避处罚或者减轻处罚，长期运作，想尽一切办法来结识人，来构建这个“关系网”。

孙小果的母亲孙鹤予：你比如说他（李桥忠）认识你，你这个领导，那么今天吃饭的你又带这个领导来，他又跟这个领导也认识了，下一次又认识这个领导，是这个样。

1999年，孙小果二审被改判为死缓。在此后的几年里，孙鹤予和李桥忠一直四处找关系，想把死缓改为有期徒刑。要改判就得启动再审，再审得先能立案。李桥忠几经运作，和当时的云南省高院立案庭庭长田波搭上了关系。

田波：李桥忠，我原来一直不认识他，他找我实际上他是有目的的，他是通过我一个战友，邀约我说出去吃顿饭。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和李桥忠确实有一些金钱上的交往。

李桥忠同时又请托了时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冯家聪，向省高院转发了孙小果母亲的申诉材料，自上而下打招呼，让孙小果案启动再审。

田波：就这个案子来讲，当然现在来看肯定是不能启动，那么省人大（常委会）既然督办，就要向省人大（常委会）汇报，我就同意向董副院长请示。

既有内应，又有来头，案件得以顺利立案，进入再审环节。然而再审过程中，合议庭对是否将死缓改判为有期出现了不同意见。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原庭长梁子安：我觉得这个案子真不能改。

时任审监庭庭长的梁子安是能否改判的关键人物，合议庭在对案件进行第三次讨论的时候，这个明知不能改的案子，却还是被改判了。

梁子安：那么院长就来找，说这个案子立也立了，还是动一下，那么看往有期（徒刑）上靠一靠。你想作为院长发话了以后，那就按照院长的意思来办吧。

李桥忠通过关系结识了时任云南省省长秦光荣的秘书袁鹏。借助这层关系给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赵仕杰打了招呼。

梁子安在收受孙鹤予、李桥忠价值11万多元的财物后，顺水推舟，最终促成了再审改判20年有期徒刑。司法的威严与公正，就这样在关系和金钱往来交织中被扭曲。但徇私枉法的黑手并没有就此收手。改判20年有期徒刑的孙小果，实际服刑不到13年就提前出狱，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黑幕？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要求对蛰伏在监狱系统的“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

罗正云，时任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政委。他和李桥忠是同乡，也是李桥忠在边防服役时的老上级。在罗正云的牵线搭桥下，李桥忠和孙鹤予结识了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政委的刘思源。

刘思源：有一次我去监区，我就说反正上次吃饭，罗政委跟你说你们监区有个犯人，是他老战友的儿子，叫你们关照，反正你们关照好了就行了。到时候关照不好，领导骂我们，我就来骂你们。

在刘思源等人的关照下，孙小果在省一监服刑期间，多次受到记功、表扬。监狱干警两次对不符合减刑条件的孙小果，报请减刑。

为了让孙小果以最快速度、最大程度减刑，孙鹤予等人还策划出了荒诞的一幕。由省一监总工程师提供设计图纸，管教干警把图纸带进监狱，同服刑人员按图纸制作出模型，一个署名孙小果的“防盗窨井盖”专利发明出来了，整个过程孙小果从未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