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富国证件照。黄巧 摄 身旁约2米开外的加重手榴弹爆炸后,扫雷战士艾岩一阵阵耳鸣。他能看到围拢过来的战友们呼喊,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事后艾岩回忆,爆炸的巨响过后,火光擦着他的脸颊而过,携裹着碎石打在脸上,“当时我没感觉到疼,双手双脚僵硬想走却走不动,脑子空白,身体发抖。” 相比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这个26岁的中士更多时候被愧疚感困扰着。就在爆炸发生前几秒,和他一同进行扫雷作业的组长杜富国说,“你退后,让我来!” 之后艾岩仅受了皮外伤,为他阻挡大部分爆炸冲击波和弹片的杜富国失去了双眼、双手。 杜富国正与战友一起设置扫雷爆破筒,左侧为杜富国。杨萌 摄 “我没有勇气去看他。”艾岩说。一个多月过去了,外界几乎都知晓了杜富国的事迹,躺在解放军第926医院(原59医院)病房里接受治疗的他本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双眼球已被摘除。 如今杜富国正坚强面对失去双手的现实。他躺在病床上,蒙着双眼,试图保持良好心态,偶尔还会开一两句玩笑。他的亲人、战友和医护人员却小心翼翼,因为怕影响康复,不敢告诉杜富国更多实情。 救护车随行入雷场 10月11日,中越边境,老山西侧——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乡秋高气爽。相比夏日里的酷暑高温,或绵绵雨季,这个时期更适合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简称扫雷四队)的官兵们在山林里扫雷作业。 对扫雷四队的战士杜富国和艾岩来说,这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自2015年6月15日他们主动申请从原单位加入到临时组建的扫雷部队起,3年来,在中越边境云南段,从八里河东山到天保口岸再到老山周围,他们在当年战火最为激烈的地方每天机械性地重复一样的动作——探雷、拆除、移走危险物。 2018年5月扫雷四队组织集中销毁天保口岸附近雷场搜排出的地雷和爆炸物12000余枚(发)。黄巧 摄 “这是极为枯燥的。”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对澎湃新闻()说,好在每一次作业会遇到不同情况、面对不同危险,不然身着加厚防护服在40度的高温天匍匐探雷很难熬下去。 这是中越边境的第三次大面积扫雷。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复精神,2015年6月15日,中越边境云南段扫雷指挥部成立,组建了包括原成都军区第13、14集团军和西藏军区专业骨干在内的扫雷部队,涉及雷场达113块、总面积81.7平方公里。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搜排出的部分地雷和爆炸物。黄巧 摄 扫雷四队是一支没有义务兵的分队,因为专业技术的需要,他们都是士官。2016年12月,同是中士军衔的杜富国和艾岩被分配到同一个小分队,二人开始搭档,杜富国担任组长。彼时,面对毫无经验的艾岩,杜富国只说了句“没事,我来带你。” 10月11日早7点,他们从猛硐乡部队驻地准时出发,约1个小时车程的山路后,来到坝子村雷场。按惯例,随行的除了队医,还有救护车和担架,为了急救需要,到达目的地后救护车要停靠在最外侧、车头朝外。 那是一个极为安静的雷场,在山林深处紧挨着老山,毗邻越南。 坝子村党总支书记李国发向澎湃新闻介绍,坝子村18个村民小组共4170人,其中8个村小组处于两公里的国境线上,有50%的村民在边界种草果、栽杉木、砍竹子,村民70%的收入来源于山上,村里因雷患伤亡的村民多达36人。 村民盘金良是坝子村第一个被地雷炸伤的人。 1993年,盘金良在山上劳作时不幸触雷失去右腿,2016年又一次触雷失去另一条腿。他也是坝子村最后一个被地雷所伤的村民,“这么危险的地方,也只有他们(排雷官兵)愿意来。” 负责对口援建的上海一家医院,为盘金良免费装上了假肢,只要扫雷官兵前来作业,盘金良每天都会来到山下给他们当向导,“他们排了雷,我们才能放心恢复生产。”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官兵在天保口岸四号洞雷场排除炮弹。黄巧 摄 人工搜排作业 到达坝子雷场后,杜富国他们首先需要穿戴10多公斤重的防护服,还得将27.5公斤一箱的扫雷爆破筒搬上山,再携带探雷器等作业工具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