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次区公安干警“打传”现场。贾连斌/供图

　　梦碎“蝶贝蕾”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魏晞 记者 卢义杰

　　在江西一所师范院校，陈明霞学的是心理学。原本她的人生规划是：当老师，结婚，生子。

　　一切被一次“旅游”打断了。2014年，一名同乡好友邀请陈明霞到北京游玩，但当路过距北京还有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时，好友却说已到北京郊区了。下车之后，她被带到一处农家院，从此一个名叫“蝶贝蕾”的传销组织闯入了她的生活，她后来则成为该组织的高层领导。

　　“为什么当初她要叫我来，为什么要把我骗进去？”刚到而立之年的陈明霞哭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直到现在，自己都没到北京看过。

　　包括陈明霞在内，今年12月4日，4名被告人被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一审分别认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拘禁罪等3项罪名，获刑3至8年不等。

　　4名被告人案发，是由2017年的一起命案牵出的。彼时，一名邱姓大学生误入“蝶贝蕾”传销组织，在传销组织窝点，他被其他成员强制灌水之后死亡。政法机关立即查处，并对“蝶贝蕾”组织再次彻查，这4名被告人，就是此次彻查中被发现的。

　　在安次区多名受访干警看来，由于证据认定困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过去10年几无适用，算是“沉睡”的罪名，此番当地改进工作方法，准确适用了法律，或是打击传销的一次突破。

　　“杀熟”的非法生意

　　在传销组织的“领导层”里，26岁的潘明明是个“异类”：大多数人是江西老乡，只有他来自江苏。这让他在分配体系中多少有些吃亏。

　　作为国内“老牌”的传销组织，“蝶贝蕾”始于2005年，在全国多个省份均有分布。传销人员需要购买或让他人购买其实并不存在的“化妆品”，才能提升自己的等级，并且，拉来的下线越多，自己计酬、返利的比例也越多。

　　“发财梦”看似很美，但在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传销名单中，“蝶贝蕾”榜上有名。

　　安次区经侦大队办案民警肖遥介绍，安次区的“蝶贝蕾”传销组织，等级从低至高分别为会员、推广员、培训员、代理员、代理商，潘明明属于代理员，是组织中的“二级头目”，算是高层了。

　　“蝶贝蕾”的“化妆品”单价2900元，所有收入最终都会汇入“一级头目”代理商手中。之后，“一级头目”决定“二级头目”分得多少钱，以此类推。这意味着，与上级关系越亲，到手的钱可能越多，甚至，如果不是老乡，都可能没机会当“领导”。

　　不仅如此，吸纳新人也常从老乡、同学等熟人下手。民警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举例，同为“二级头目”的吴百有就是另一名涉案“一级头目”的老乡，更是高中校友。

　　每个人进入传销组织的缘由各不相同。记者梳理发现，这些缘由主要包括恋爱、旅游、求职三种。与陈明霞一样，吴百有误入传销的起因也是受邀旅游。

　　1989年出生的吴百有本科毕业，身材消瘦。原先他在外地打工，2016年下半年在应邀赴京游玩的路上，一名老乡称廊坊距北京较近，便说服他先在廊坊歇一晚。之后他被带到了位于安次区杨税务乡的一处出租农家院。

　　农家院是传销组织最小的单位，通常称作“家”或者“寝室”。慢慢地，吴百有升为寝室长，跻身传销组织的“三级头目”，随后成了管理多个寝室长的“二级头目”。这个级别的代价，是他投入了大量金钱。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总结说，不少传销组织成员“来的时候都是受害人”，但有的受害了想逃离，有的却加入并在组织里发展到了一定级别。

　　新人想逃离组织其实很难。肖遥分析，这些农家院位于郊区或城中村，一般而言，外来打工人员较多，四周是流动的出租屋、郊区、工业区，附近没有公交车，“一旦进入，新成员很难从窝点里逃跑，跑了也很容易被抓回来”。

　　多名政法干警透露，误入此地的年轻人，主要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有的来自北京、陕西等地著名高校。

　　吃馒头要说在吃鲍鱼

　　在“蝶贝蕾”传销组织里，年轻人会经历什么？多名办案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组织里的第一课是“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