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聚集区，相应的建筑密度也高。高楼阻挡了空气的流动，加剧了热岛效应。此外，人口密集之地，经济生产也更密集，比如尾气排放量更大，这也被视作温室效应的重要源头。

随着土地功能的改变，植被减少，硬化的地面取代土壤，工厂取代森林。城市化越高的地方这种改变越大，温度的变化越是明显。

比如《重庆市城市高温变化特征分析及对策初探》提到，在2000—2016年期间，重庆市主城区地表温度平均值，由2000年7月22日的23.75℃增加到2016年8月22日的29.47℃，增加了5.72℃。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武汉。最为老三大火炉之一，这几年武汉基本已经摘掉了帽子，很少挤进高温排名的前四。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这几年大力推动绿化和还湖，数据显示，1997年至2011年，武汉建成区绿地面积由5270公顷，增加到了16347公顷。

可见，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人口、工业化等对火炉程度密切影响。另外，随着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高度聚集，这种影响还可能通过城市群体现出来。

气象学家研究发现，随着长三角城市群不断扩大，区域性热岛迅速扩张，改变了极端高温事件的时空分布。

比如上海，1978年以后，高温极值不断刷新，从37℃到38℃，直到突破40.5℃。

这些年流行的十大避暑圣地，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决定城市避暑知名度的，除了气温低的基本自然条件外，交通和发展水平也是重要因素。

比如恩施，随着宜万铁路的开通，背靠重庆和成都的优势充分显现，这些年才能够成为火热的避暑圣地。

可以这样说，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资格当火炉，它有着基本的经济门槛，甚至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地位的直接体现。

4.为什么火炉城市的说法不流行了

可能很多人会发现，这几年火炉城市的说法不那么流行了。看上去这与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相矛盾，其实不然。

像前面提到的高温日数排行，它所依据的是室外的监测点。是否酷暑难耐，除了温度高这个直接要素外，暴露于室外的时间长短，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是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地区，御热能力实际上大大提高了。

比如空调公交基本取代了像闷罐子一样的公交车，而冷气十足的地铁，提供了更舒适的出行。还有打车软件，能让你在网约车到来时，再穿过暴晒区，钻进空调车里，而不用像过去一样顶着太阳在路边手招出租车。

公共交通体系的完善，在居住区、商业区和住宅区提供了无缝的接驳。另外，像外卖这种平台的崛起，让人们更多可以待在室内生存，感受室外酷热的时间其实减少了。

这些同样是城市发展水平的体现。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结果，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热岛效应更显著，室外气温可能更高，但御热能力提升，让我们忘了身处火炉。

火炉城市说法降温，还有个跟气候无关的因素，那就是这个说法本身偏负面，会影响宜居程度以及投资意愿。因此那些被戴上火炉帽子的地方，往往比较排斥类似的标签。

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是，重庆、武汉和南京曾陆续宣布拒绝“火炉”称号，并禁止媒体报道使用“火炉”称号。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进一步说明，火炉城市除了牵涉到城市的定位、人口聚集程度、工业化水平等因素外，还与地方的理念、接纳程度等非自然因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