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

张丹丹曾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游戏结果说明，第二个搭档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而第一个人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导致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

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时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5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上，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

玩偶的阴影

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