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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协设有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全委会等机构，还编辑出版《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译文》《中国文学》（英文版）等刊物。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的职责是与国外作家进行联络和交往，向国外推介作品，开展“民间外交”。

　　外委会主任为萧三，副主任杨朔、陈白尘。林绍纲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手下有十多位精通各种小语种的职员。

　　1958年后，亚非作家在国际上活跃起来。根据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的要求，成立了中国作家联络委员会，茅盾担任主席，刘白羽担任副主席，杨朔任秘书长。

　　每次外国作家来访，都由外委会负责安排，邀请与来访者身份地位和作品知名度相当的国内作家会见。

　　茅盾、严文井、巴金、冰心、叶君健都是外事活动的常客。很多小说家口才一般，不善于应付外事场合，外委会通常不敢邀请。姚雪垠是个例外，他参与外事活动灵活得体，比较活跃。

　　当时外国作家经常点名求见赵树理，但林绍纲邀请他时总是被拒绝。一次，他终于答应了，穿着布鞋、胡子拉碴地随团出访，住宾馆非硬板床不睡，只好让他锁上门睡地板。别人在台上讲话，他不爱听了就去洗手抽烟，边哼哼山西上党梆子。看晚会总是睡着，甚至打起呼噜。

　　林绍纲近百次陪同作协副主席巴金参加活动。巴金说话声音不大，发言稿多是亲自起草。他从来不领工资，一直靠稿费生活，在作家中几乎独一无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凡是外国尤其是日本作家代表团来访，作协也会邀请国务院外事办负责人廖承志会见或参加宴请。

　　去国外出访，名单由作协领导提出。

　　“刘白羽当时在作协几乎说一不二。巴金和刘白羽一同出访，虽然巴金是代表团团长，但也会听刘白羽的。”林绍纲说。

　　外委会也会对名单提出建议。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苏激烈论战，文艺界来往也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所以选派作家以政治性为第一考虑。外委会一致认为，诗人李季和陕西作家王汶石是最合适的人选。

　　每次出访，林绍纲要组织人员为代表团成员订做西装和中山装、准备发言稿等。按照杨朔要求，代表团出访期间，他总是留在国内负责后勤。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第一次随团出国。

　　推介作品主要由外委会主办的《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来承担，外委会将国内的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行到亚、非、东欧国家。杂志由茅盾挂名主编，副主编叶君健具体负责。

　　精通十几门外语的叶君健在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国访问时，他通常是代表团中的“高参”。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直到90年代，他在北海后门边的家都是接待文化界外宾的点，时间久了，工作人员都习惯称这里为“外交小院”。除了“文革”期间受到过影响，这个小院近半个世纪都是热闹的。

　　每年，作协还会主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纪念泰戈尔那次，因为作家中很少有人熟悉泰戈尔，林绍纲和同事专门去找了研究泰戈尔的专家，分析他的生平和作品，写出报告和发言稿。

　　丁陈事件

　　但作协绝非安静的书斋。

　　“不堪回首。改革开放前，政治斗争几乎没断过，而作协往往首当其冲。一旦政治斗争来了，只能服从。”林绍纲说。

　　林绍纲到作协时，正赶上丁玲和陈企霞分别提出书面申诉，要求对1955年的“丁陈反党小集团”结论给予复查。

　　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研究组。杨雨民、阮章竞、康濯、严文井、葛洛、黎辛、张僖组成“作协七人小组”，负责具体调查，后改为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组成的三人小组。调查组下设办公室，由丁宁负责，抽调了林绍纲等五人做具体工作。

　　办公室将16次批判会的发言稿打印出来，分发原发言者，逐个面谈。共约谈了133位作家，其中丁玲问题70人，陈企霞问题63人。谈话记录竖排打印在16开纸上，摞起来有近半米高。

　　林绍纲负责约谈康濯、严文井、阮章竞、袁静等人。在他的印象中，被约谈者都对当时的批判感到沉重。

　　无论是个别谈话，还是在修正后的书面发言稿中，绝大多数人都将“反党集团”“一股反党逆流”“宗派小集团”等字句抹去了，取代以缓和的字眼。最后得出结论，“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

　　写书面结论的工作推来推去，最后落到了郭小川头上。他历时三月，数易其稿。结论写道：“（丁陈）某些时候和有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结论在作协党组会上通过，经中宣部审阅同意，送丁玲、陈企霞征求意见。

　　1957年6月6日，丁玲和陈企霞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被摘帽。

　　周扬和刘白羽在讲话中表示，1955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查清楚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周扬表示承担责任。

　　会上，丁玲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则称这是“政治迫害”。会议出现僵局，只能暂时休会。

　　没想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1957年夏季的一天早上，一辆小轿车把林绍纲接到东总布胡同22号，接上刘白羽后，驶往天津。

　　天津作协分会主席方纪安排了一个小会。会上，在不断追问下，一位天津女作家“交代了与陈企霞的不正当关系”以及陈企霞和丁玲的某些政治言论。

　　由此，批判升级。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被说成陈企霞和天津女作家秘密联络的暗号，又说丁玲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上“公然宣布退出作协”。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李又然、罗烽、白朗7人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定为右派。

　　各部门提交了右派名单，由作协党组讨论。

　　评论家黄秋耘写了很多当时看来完全够右派资格的文章，林绍纲至今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刺在哪里》，文辞严厉。 但邵荃麟是黄秋耘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对他知根知底，党组会上将他力保了下来，只做留党察看。

　　《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北大在闹事》的两位作者朱行和黄沙也在名单上。郭小川说，朱行只有24岁，就不要划了。朱行因此被保了下来。

　　最后，作协有30多人被划为右派，占比约10%，超额完成。“文艺界从三十年代起就存在宗派斗争，一直延续到反右时期。”林绍纲说。

　　风口浪尖上，冯牧被调来作协担任文艺报副主编。他培养的很多作家都成了右派，但他幸运地躲了过去。林绍纲也很担心自己被戴上帽子，幸而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