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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反右倾开始，作协党组秘密批判赵树理和郭小川。后来，林绍纲听郭小川说：“批判赵树理才好玩儿呢，你说一句，他说十句，翻着他那个笔记本说得有理有据，谁也说不过他，咋办，主持人只能宣布散会。”

　　苦中作乐

　　虽然作协总是风浪不断，但生活待遇一直很高，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一样。

　　1961年初春，突患肝炎的林绍纲被安排到八大处休养。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夫妇、文学评论家侯金镜也在此休养。一日三餐，同桌进餐。伙食很好，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作家们每天上午读书写作，下午自由活动，散步聊天。

　　幽默又有些口吃的侯金镜提醒过林绍纲，但他还是在一天下午散步时被邵荃麟“逮着”了。得知林绍纲正在看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邵荃麟就站在小山坡上操着难懂的浙江口音跟他说了半天巴尔扎克。

　　邵荃麟从不发脾气，但是也极少开怀大笑，从早到晚烟不离手，每天无休止地读书写作。他每天要吸三包大中华。困难时期，作协秘书长张僖通过外事渠道每个月给他搞来9条烟，其中一半是自行燃灭的。

　　在八大处待了不到半个月，林绍纲就接到杨朔的电话，催他回来一起筹备“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只能匆匆赶回去上班。

　　1961年，中国派出了庞大的作家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团长巴金，副团长冰心和刘白羽，沙汀、杨朔、李季、叶君健等为团员。

　　这次会议后不久，杨朔因与作协主要领导难以合作，1962年初离开了作协，调到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工作。

　　此前不久，郭小川也调离了作协，去《人民日报》做高级记者。

　　这期间，林绍纲的家搬进了王府大街黄土岗胡同13号作协宿舍大院。他的住处是三间东厢房，房间虽小，但花砖铺地，很有气派。《文艺报》副主编冯牧则搬进了西厢房，与他家遥遥相对。

　　院里住着十多户人家，基本上都是作协的工作人员或者驻会作家。此前，郭小川、李季都在这里住过。13号院的东院是《诗刊》编辑部，主编臧克家和副主编阮章竞、徐迟、葛洛是这里的常客，吟诗论道的声音充斥着整个院子。

　　冯牧最为好客，尤其喜欢聪明的少年。他家里一天到晚人流不断，周巍峙、贺敬之、张光年等常来做客。他很爱聊天，茶前饭后爱站在院里，无论老少都能和他聊到一起，而且一聊起来就没完，直到家人喊吃饭了才散。

　　1964年3月，文联和作协开始整风。秋天，社会上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作协主要是批邵荃麟和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

　　批判告一段落后，邵荃麟调离了中国作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当所长。刘白羽接任作协党组书记，严文井担任党组副书记。两人经常在党组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互相拍桌子。

　　两年后，“文革”开始，作协被砸烂，东总布22号院也被北京市的机关接管。冰心、臧克家、张天翼、张光年、陈白尘、李季等人被关进牛棚，经常被送到13号院劳动，运家具、搞卫生。

　　邵荃麟被隔离，香烟盒被没收。烟瘾上来时，他就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眉头紧皱，右手食指和中指作夹烟状，“吸吮”一口，接着又作弹烟状。

　　1966年，林绍纲有一次去台基厂的对外友协，碰见正在办公楼一层打扫厕所的杨朔。他双颊微红，面露尴尬地对林绍纲说：“他们说我里通外国，真是无中生有。”第二年，林绍纲又在一个外事场合碰到了杨朔，知道他被解放允许参加一些活动，彼此都很高兴。

　　没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1968年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作协办公的中国文联大楼门前的墙上贴出大字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两天后，林绍纲听说杨朔自杀身亡。

　　老作家远去

　　1969年国庆节前，作协全体180余人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此前调离作协的陈白尘、郭小川等人也被带回接受批判劳改。作协被编为第五连，作协党组成员李季担任连长。

　　干校宿舍经常变动，林绍纲和郭小川曾同住一个房间。郭小川年过半百，神经衰弱，有肝病，每晚临睡前都要吞一大把红的黄的药片，然后点一支烟，钻进被窝。林绍纲经常听到他用手拍打被子、弹烟灰，嘴里念叨：“糟了，又烧了个窟窿。”

　　有两三次，林绍纲在夜里醒来，看见郭小川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趴在床沿，头钻进被子一角，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写东西。

　　陈白尘白天湖中放鸭，晚上守夜值班，一听到狗叫响动，就喊一句：“有守夜人在此，休得无礼！”

　　林绍纲跟着收音机自学后负责教唱“革命样板戏”唱段，教的学的都无奈地对付，久患肺气肿的冯牧却是行家，有时会指出他教唱的不足。

　　清查“五一六分子”时，55岁的严文井夜里偷偷把一块熟的狗肉和馒头塞给挨整的阎纲，阎纲感动得直流眼泪。

　　侯金镜被安排在蔬菜班。这在干校本算轻活，但1971年夏天干旱，需每天浇地。40多度的气温下，患有高血压的侯金镜连挑了20多天的水，身子又黑又瘦，不久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51岁，是唯一一个在咸宁干校殉职的作家。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人员被安置到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但很多人没等到那天。赵树理1970年被迫害致死，邵荃麟1971年病死狱中。郭小川听闻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却没来得及欢庆胜利。

　　1976年10月17日晚，欢欣鼓舞的郭小川临睡前习惯性地点燃了香烟，却在烟头未熄的时候睡着，烟蒂点燃了棉被。57岁的他葬身火海，熏黑的手表上，指针停在了8点20分。

　　1978年，经中央批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正式恢复。林绍纲被负责筹备的秘书长张僖从北京图书馆要了回来，进入新成立的作协对外联络部。不久后，对外联络部设欧美和亚非分部，林绍纲分管亚非部。

　　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1979年5月访问了日本，周扬为团长。林绍纲第一次得以随团出访。

　　这是他首次和周扬近距离接触。每次吃中餐，周扬的夫人苏灵扬都要亲自给他布菜，嘴里念叨着，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肉丝炒韭菜不能吃，吃了会拉肚子。

　　时任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冯牧也在代表团中。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此前，他一直被视作右倾，且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这次出访，被认为是一种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