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寻被拐儿子13年 花费数百万还欠下40万外债(2)_偶酷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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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寻被拐儿子13年 花费数百万还欠下40万外债(2)

  寻子这13年,申军良走了大半个中国,脚步遍及乡镇村落。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就是打印寻人启事发放。乡镇上的电线杆、村里的房屋墙壁,甚至是鲜有人居住的偏僻地,他也会在路边的树干贴上寻人启事,“这些年光寻人启事就贴了近一百万份。”

  当年他第一个去找的地方是广东东莞,距紫金县只有200多公里。“找了那么多年,又转了回来。”他说。

  寻子路上,申军良结识了十多个寻子家庭,包括湖北人孙海洋。“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中,张译扮演的富商韩德忠原型就是孙海洋。

  2007年10月1日,孙海洋盘下深圳白石洲一个包子店,重操旧业。当年10月9日晚7时左右,3岁多的儿子孙卓在孙海洋太累打个盹时被拐走。

  孙卓被拐后,孙海洋几天内印发了几万张寻人启事。他把包子店的招牌拆了,重做了一个“悬赏20万寻儿子”的招牌。

  在《亲爱的》电影的片尾,孙海洋留下了电话号码,希望有更多人关注和帮助他找到儿子。

  和电影中的张译不一样,时隔10年,他没有“找不动”儿子,他还在继续寻子和帮人寻子。

  从张维平等人落网到受审,孙海洋也一直关注着案情进展,以及张维平透露出来的孩子下落。孙海洋说,他怀疑自己的孩子也是被张维平团伙拐卖到紫金县。

▲寻子家长张贴寻人启事。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寻子家长张贴寻人启事。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因此当申军良等人1月1日赴紫金县之时,张维平也带着其他十多名寻子家长赶到紫金县。

  他们都希望紫金县是寻子的最后一站。

  当晚,申军良、孙海洋等家长商量接下来的寻子行动。他们决定,从1月2日开始,根据当地学校放学的时间,家长们分批蹲守在校外发放寻人启事。此外,还要在街道的电线杆上张贴悬赏公告,路过一些商店时,也要将寻人启事递给商家,然后等待举报线索。

  按照他们的设想,寻人启事大概要印四五万份。

  发放寻人启事的时间里,很多当地人拨打了申军良和孙海洋的电话,不断提供寻人启事上丢失孩子的信息。

  1月8日晚,当地摩的司机黄华找到申军良,“想要提供线索”。

  50多岁的黄华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他从小到大住在蓝塘镇, “当地重男轻女思想一直以来很严重,好多男孩子是从外面买过来的。”

  蓝塘镇一所中学的老师王明说,他们在进行家访时,也怀疑一些学生是被买过来的,“年纪和申聪,孙卓差不多大。”

  这让家长们看到了希望。

▲1月2日中午11时30分,孙海洋和其他十多名寻子家长在紫金县一个中学门口操场上展开写有近百人的寻人启事,他们希望路过的学生和居民都能扩散信息。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1月2日中午11时30分,孙海洋和其他十多名寻子家长在紫金县一个中学门口操场上展开写有近百人的寻人启事,他们希望路过的学生和居民都能扩散信息。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40多个被拐线索陆续出现

  两次在紫金县寻子,申军良他们一共发现了40多名疑似被拐的孩子。

  申军良去年在紫金县住了5个月,不断有举报人向他提供线索。他根据各种信息暗中排查,共搜集到30多名疑似被拐卖孩子的信息。

  2018年1月1日第二次来紫金县,至15日申军良离开。家长们又发现了9名疑似被拐卖的孩子。这些信息他都交给了警方。

  如何确定一个孩子可能被拐卖而来,申军良说他有着属于自己的验证程序,“在这13年寻子的过程中,曾经通过自己的方法帮助到别的家长找到孩子。”

  在紫金县寻子的时间里,申军良和孙海洋等家长经常会接到当地人打来的举报电话,“一般一个孩子最少会有一个举报人,多的时候会有三四个”。

  申军良说,在接到举报后,他们会实地进行暗访,通过多数当地人了解被举报人家的信息,交叉印证被举报人的信息,并拍下孩子的照片仔细观察,“有时,会在被举报人家附近蹲点进行观察。”

  经过外围观察后,申军良和孙海洋等人会在笔记本上做好记录,记录下孩子的年纪、性别、长相、住址、家庭情况等信息。整理好信息后,再提交给警方做进一步核实调查,并分批对疑似被拐卖孩子提取血样进行鉴定和DNA比对。

  在前后共40多名疑似被拐卖的孩子中,申军良也怀疑其中1人很像申聪。

  1月3日晚,申军良获得一条信息明确的线索:距县城30多公里的蓝塘镇,有一个13岁左右的男孩,是小时候被买来的。

  申军良根据举报人提供的孩子年龄、长相、“购买”时间,“与申聪的情况很吻合。”

  第二天中午,申军良来到蓝塘镇某中学西边一间两层楼房附近,通过观察屋中的男孩,发现很像申聪。

  去年7月,申军良找到山东省公安厅著名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根据申军良和于晓莉的相貌,画出申聪13岁的模拟画像。“和这个孩子的相貌很像。”申军良说。

  他抑制内心的欣喜。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不要贸然上门去找孩子,尤其是不要贸然进屋去打听,“一是怕打草惊蛇,对方家长把孩子转移,二是怕对举报人不利。”

  另外,有过多次寻子失败的他,也不想太过于乐观。他将孩子的信息反馈了广州增城警方。

▲孙海洋在10年寻子时间里,搜集到的被拐儿童家庭信息花名册,根据孙海洋描述,这本花名册中有3000个家庭。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孙海洋在10年寻子时间里,搜集到的被拐儿童家庭信息花名册,根据孙海洋描述,这本花名册中有3000个家庭。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摄

  消失的人贩子下线“梅姨”

  在紫金县第二次寻子的过程中,申军良、孙海洋还在寻找一个叫“梅姨”的老妇人。

  “梅姨”是张维平拐卖孩子的下线。

  张维平曾向警方交代,孩子的买家由梅姨牵线寻找,“申聪和李成青(注:另一名被拐卖的孩子)是由梅姨寻找买家,交易地点就在紫金县”。

  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从广东警方获悉,张维平当年将申聪卖到了紫金县,中间人“梅姨”负责牵线,寻找买家,申聪被卖给了一对夫妇。交易后,张维平获得1.3万元,分给“梅姨”1千元。

  随着张维平、周荣平等5人被捕,只剩下“梅姨”不知所踪。申军良认为,只要找到梅姨,其他的孩子在哪里,“就会一清二楚。”

  张维平供述出梅姨后,曾带警方寻找过当年介绍他与梅姨相识的两位老人。他们中一人已经去世;另一人患病,与梅姨没有任何联系。

  2017年6月中旬,“广州增城公安”在微博上转发了“寻找梅姨”的消息,并画出了梅姨的模拟画像。增城警方办案人员介绍,公布“梅姨”模拟画像后,公安机关收到了不少线索,但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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