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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向她诉苦，即使找到活，每逢放假，也无地可去。那时梅若负责和这些大姐组织剧目创作，活动场地只有在周六日举办活动时才开放。要进行创作讨论时，梅若只能带着大家去咖啡馆，点一壶茶，吃点心。省吃俭用的大姐们对这些钱心疼得紧。

　　“公共空间基本上是提供给有消费能力的人，那些边缘的人是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活动场所之外的。她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让她们从文化上、生活上被尊重、平等对待。”梅若意识到。

　　2014年，她和几个同事合作成立了“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租了个办公室和一间小车库，专门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相互陪伴和交流的空间。

　　许多大姐在这里学会了用手机导航，参加摄影、计算机和英语课。尽管英语“教材”里标注都是用汉字发音，但梅若发现她们都学得很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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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工的家庭劳动不只是一种劳资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入”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活动现场，44岁的范雨素被邀请上台发言。2017年4月，她写的自述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后，她仍强调自己的身份是育儿嫂。

　　“我们每天忍受着思念孩子撕心裂肺的苦，就是要挣钱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好，我们做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推动婴儿摇篮的手，是推动文明的手。”范雨素在台上，对同行说道。

　　作为长期关注妇女权利的社会工作者，梅若发现，“女性的话语权比较多掌握在中产女性，因为她们懂得怎么样去论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困难。但基层的劳动妇女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比较边缘。”

　　梅若想用一种方式去为这群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和摄影师朋友黄喜悦发起了“百手撑家”的影像计划。

　　她们认为，“百手撑家”也是“白手起家”。从事这一职业的大多为女性，她们来到城市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小孩上学，老人看病，养家糊口，身上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撑’代表着一种力量，当她们进入雇主最私密的家庭生活中去，撑起的不止是一个家庭。”梅若说。

　　在济南拍摄时，当梅若向家政工大姐解释这个概念，一位大姐笑着说，“我们哪里是撑起一个家，是撑起好几个家。自己的家得养，还要照顾儿子的家，母亲的家，还有雇主的家。”这位大姐住在济南郊县的农村，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要打好几份工，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虽然没有读过范雨素的文章，但是陈恩华的心情和范雨素是一样的。

　　刚来北京时，陈恩华的一双儿女仍在老家读书。女儿初中升高中，她辞掉了一家做了多年的老雇主，回家陪女儿半年，每天给她做饭，自己在女儿的学校旁盘了一家小卖铺，日子过得也清闲，就是没钱赚。女儿中考结束，她为了家里的生计，还是回北京了。

　　儿子要高考，她督促让丈夫回家陪儿子，自己一个人做着三份工。丈夫粗心，不管学习。儿子贪玩游戏，最终没考上大学。她心里觉得对不住儿子。

　　每到一个家庭，她都认为应该坚持“平等和尊重”。她遇到过苛刻的老人要求她跪着擦地板，协商无果后果断辞退了这份工作。也遇到过脾气暴躁的孩子，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她耐心地开导。

　　来自哈尔滨的卢红也曾经遇到过相似的情形。一次，她去幼儿园接照顾的孩子。手工课刚结束，其他都是家长为自己孩子拍照。卢红也觉得欣喜，掏出手机要拍一张，不小心碰掉一小块积木。4岁的孩子立即气红了脸，重重地推了她一把。

　　当时卢红特别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别过脸，平复了一下情绪，回过头，用温和的语气对孩子说：“虽然我不是你妈妈，但阿姨和你妈妈一起照顾你。如果阿姨是你妈妈，你会这样打妈妈吗？”

　　4岁的孩子仍赌着气，但她明显感觉到这些话对孩子起到作用，孩子之后再也没有对她凶巴巴过。

　　“家政工和雇主之间是在一个私人的家庭空间里互动的。家政工的家庭劳动不只是一种劳资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入。”梅若认为。

　　在苗彩丽的手背靠近虎口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疤，那是她在一户人家做月嫂时被烫伤的。

　　当年，她把孩子放到床上，去做饭。回房间时，看见孩子的母亲正用手掐着孩子的脖子，面目扭曲。

　　才20岁出头的她“被吓到了”。她第一反应是冲上去把孩子抢下来，接着去厨房查看灶火。孩子母亲的情绪仍然无法控制，又到厨房跟她抢孩子。在争夺过程中，她的手被滚烫的锅盖烫了，当场就起了血泡。

　　她救下了孩子。从那以后，她再做月嫂，也不敢离孩子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