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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渔村一小步 改革一大步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广东 渔民村

　　62岁的渔民村村民邓锦辉一生中搬过四次家。

　　从出生的水草寮棚搬进土墙瓦房，改革开放后全村统一搬进小洋楼，再经历城中村改造、搬进现代化高层住宅，光这搬家的事儿就能足足讲上一天，“真的很折腾！”这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老渔民操着一口“粤普”回忆着。

　　渔民村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面积仅为0.25平方公里，与香港一水之隔。渔村人本是寄寓渔船、飘零水面、生活困苦的“水流柴”，改革开放后，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短短一年多时间，渔民村就从一个贫穷小渔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南巡时专程来渔民村考察。看过村民的生活后，小平欣慰地说，“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渔民村人搬家的故事，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历次“第一次”：第一个经济特区、第一批村办股份制企业、第一批城中村改造……可以说，小小渔民村，虽是弹丸陬隅，却是时代风标。

　　村庄迎来邓小平

　　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至今记得：1984年1月25日，是邓小平一行来到渔民村的日子。

　　那天一大早，邓志标被叫到村委会，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大约上午10点钟，一辆中巴车缓缓驶入村里，下车的竟然是邓小平！邓志标激动得“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

　　当他被介绍给邓小平时，随行的小平女儿邓榕说，“5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在场的人都笑了。

　　邓小平参观了村委会、文化室，又提出到村民家看看。到了村支书吴柏森家，吴柏森说，1983年，自己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邓榕大声对父亲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呢！”

　　邓志标回忆，看完吴柏森家新楼上下层和满屋的家用电器，邓小平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吴柏森回答，“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点怕。”“怕什么呢？”“怕政策会变。”邓小平哈哈大笑，“党的政策肯定会变，只能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坏的方面变。”

　　1984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曾让包括渔民村在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深圳人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正在这个当口，邓小平来了。

　　看过渔民村，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几天后他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经济特区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1979年8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79年，积贫已久的渔民村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这一年，43岁的邓志标被村民推选为村主任。邓志标回忆，原来干什么都不行，村民只能打鱼养鱼，但改革开放后，“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什么都可以干”。

　　上任后的邓志标带领村民，用集体资金购买了一台推土机，把村里所有的滩荒地都推成鱼塘，攒下第一桶金后又组建船队和车队，就近取材，在深圳河里挖沙，再运给工地。抽1立方的沙子成本两块钱，卖给工地十二三块钱。

　　村民吴耀辉回忆，正在兴建的深圳特区处处是工地，渔民村的沙子供不应求。“国贸大厦的沙子都是我们运的”，吴耀辉说，大卡车白天不让上路，村里车队每天夜里9点出发，经常要运到凌晨2点钟甚至通宵。

　　160米的国贸大厦于1982年10月开工、1985年12月建成，工期仅有37个月，号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绝无仅有，国贸大厦也成为深圳的地标性建筑。

　　财富不断积累，1981年，渔民村成了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邓志标说，他家夫妻二人，1981年“一年分红结算9000多元拿回家”。

　　1981年秋天，村集体出钱，按照一对夫妻一套房的标准，统一盖起33套二层小洋楼，米色外观，统一装修。

　　邓锦辉给自己分到的别墅更换了地板，是自己喜欢的大理石，“水绿水绿的”。彩色电视机、音响、录音机，这些彼时内地普通家庭难觅的家用电器，成了渔民村家家户户的标配。

　　从逃港到回村

　　1982年搬到二层小洋楼这一次，已是邓锦辉第二次搬家了。

　　1957年，邓锦辉在深圳河畔呱呱坠地，他的第一个家是一间水草寮棚，竹竿搭成墙壁，茅草铺成屋顶，勉强遮风挡雨。

　　即便如此，他也比父辈们要幸运许多。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些东莞的渔民顺东江而下，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便陆续在此安家。最初的住所就是渔船。邓锦辉听父辈讲，一条1.5米宽的旧舢板船，一家几口人吃睡都在船上。广东话把这种以船为家、飘零水面的人戏称为“水流柴”。

　　解放后，渔民上了岸，建起水草寮棚。邓锦辉五六岁时，第一次搬家，是搬进土墙瓦房。他还记得，不到20平米的土房里，只有两张床，挤着他们兄弟姊妹5人和父母，后来实在住不下了，他就跑到村里大队部“蹭”睡。

　　上岸后的渔民村人渔农并举，生活本可以自足，但接二连三的“反右”、人民公社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等，让渔民村人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

　　与此同时，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经历高速腾飞。一条深圳河，成为贫穷与富裕的巨大沟壑。食不果腹的人们选择“用脚投票”，当地曾先后四次发生逃港潮。

　　港商刘起棠本是广东佛山人，是当年逃港潮中的一员。他自述家里成分不好、日子难过，便逃去香港在庙街卖服装。

　　然而，小平的到来让渔民村名声大噪，吸引了港商前来投资。小平来后的第二年，刘起棠来到渔民村，合资建立服装厂。

　　“深圳劳动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场庞大”，刘起棠说，“广东人用脚投票，我们感觉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开放了，这里容易挣钱了，脚就走回来了。”

　　“城中村”变成城市住宅

　　邓锦辉的小洋楼住了10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