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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深圳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人涌入，引爆了租房市场。像渔民村一样的村子纷纷把房子加高、拓宽、打隔断，租给外地人。邓锦辉家甚至在楼前花园上也盖起了楼房，房子从2层加盖到6层，最多的时候有30多套房子同时出租。

　　“那时候外地人太多了，一个房间都炒到2000块钱。”邓锦辉说，除了内地来的打工仔，还有很多香港人也来渔民村租房，“香港的房子太贵，渔民村相对便宜多了。”

　　等家家户户都加盖到五六层的时候，原本的地基承受不住了，违建楼宇开始倾斜，成了“握手楼”甚至“亲嘴楼”、“拥抱楼”，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邓志标说，当时每户屋外还有化粪池，“那个空气，整个渔民村都臭了！”

　　2000年，深圳市罗湖区把渔民村旧村改造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要把渔民村从一个脏乱差的城中村改造为精品城市住宅小区。工程很快启动了，村集体通过抵押贷款，自筹资金约1亿元，推 倒“握手楼”，新建起11栋12层高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

　　2004年8月，共1360套房子通过抽签分到了居民们手中。“每户分到一个单元”，邓锦辉抽到了7号楼3单元，他比划着，从底楼到12楼，“都是我家”。

　　搬家那天，村民们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张灯结彩、狮子狂舞，广场上摆开188桌“百鸟归巢”大盆菜，还请了特型演员来扮演小平同志。

　　“小平”用四川口音说，“记得20年前我来过渔民村，看到渔民村的乡亲们家家都住上了小洋楼，而且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我感到很欣慰，觉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要是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那就太好了！现在20年过去了，我再到渔民村来一看，真是旧貌换新颜，变得我都认不得了。”

　　股份制改革

　　时至今日，虽然身份早已变成城市居民，但村里的人们还是习惯将自己唤作“渔民村村民”。

　　早在1992年，深圳特区推进农村城市化，渔民村村集体成立股份公司——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实业）。这也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集体收入通过股份公司向村民分红。

　　村民再次乔迁新居后，渔丰实业成立物业管理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物业），将村内大量富余房屋统一管理，统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红。目前每户居民年租金收入六十万元以上，是渔民村的主要经济来源。

　　渔丰实业副董事长、渔丰物业总经理吴颂球是渔民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他1989年从中山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编写了第一套出租管理软件，“虽然好用，但经过十几年，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同样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还有曾经的股份管理制度。渔丰实业总经理黄兴炎介绍，1992年成立渔丰股份公司时，原始股东有98人，都是村里劳动力，如今在世的80多位，大多在60岁以上。

　　按照最初的股份管理制度，这些股份“生不增，死不减”，不能继承和转让。随着时间推移，问题逐渐显现。

　　吴颂球说，他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认为能在物业、家居等方面得到应用，但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必须是股东，公司想对外投资一些新兴领域时，“老一辈的思 想保守，除了收房租，做什么都不敢。”

　　黄兴炎说，前几年渔丰实业尝试过投资新项目，但初期见不到利润或有亏损，老股东们就会很快提出异议。渔民村有邓、吴两大姓，他不是本村人，在工作中也多少会遇到本村家族势力的掣肘。

　　面对这种情况，渔民村在深圳市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增加股东人数，股份可以由下一代继承，也可以内部转让。“我们现在有181个股东，读了大学的新生代更愿意回村，解决了后继乏人的困境。”吴颂球说。

　　此外，外聘管理者没有股权的局面被打破，黄兴炎就通过股改得到了一部分激励性股权。

　　80后邓国华在渔丰物业担任保安部经理，这次股改他也分到了股份，成为渔民村新一代的股东。作为年轻的管理者，邓国华为渔丰物业引入在线巡逻系统、智能门禁系统，等等。

　　邓锦辉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带孙子，和同村人一样，他住在自己家的一整单元的顶层，这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期待自己的小孙子，“走出去，自己闯。”

　　改革亲历

　　陈开枝，1992年小平南巡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现任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1992年元旦，我正在南海沙头镇考察工作，突然接到时任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他叫我立即赶回广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

　　我放下电话，连午饭都没吃，饿着肚子乘车返回省委机关，谢非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将要南来广东，省委拟将全程陪同的任务交给你。”

　　中央来电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坚持认为老人家此行绝不是“休息”这么简单。当时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平息。有人评价深圳特区，“除了罗湖口岸的红旗是红的，其他的都变色了，资本主义要复辟啦！”外省干部不敢一个人来广东出差，怕“被腐蚀”。

　　1992年1月19日上午9点，小平同志的专列抵达深圳，因为旅途劳顿，我们原本安排上午休息，可小平同志心情非常迫切，住进宾馆不一会儿就对我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叫车让我出去看看吧！”

　　最初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我提出增加珠三角和广州，希望老人家能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多看看，后来被采纳。在深圳当时的最高建筑国贸大厦，小平同志激动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