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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儿科来说，病房里至少有上百人，加上门诊，每天的流动量保底奔千。患者入院后，治疗需要多科室配合，没人能保证“小丑医生”的治疗服务能贯穿患者入院的整个期间。他们想了法子，纳入更多的志愿者覆盖治疗所有的环节。

　　不少家长还爱用医院来吓唬孩子。在小朋友的潜意识里，穿着白大褂戴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医护人员，基本等同于痛苦和危险。见了面，逃离是他们的第一反应。

　　刘月明带志愿者设计了“颠覆”的场景：他告诉小朋友，进医院就是来到了一个“游乐园”，全程跟医生一起完成游戏才有奖励；他们戴着面罩陪孩子捉迷藏，随后场景不断切换，从病房过度到手术室；一个志愿者学会了魔幻泡泡秀，把儿科病房变成了气泡海洋。

　　他听见一个小家伙当场向家长喊话，“我以后还要来医院！”

　　这些志愿者也在不断靠近和思索医学的本质。当医生近20年了，杨有京坦承，自己曾经特别迷茫，“每天治病、治病、治病，找不到出路。”新闻上那些尖锐的医患矛盾，让她怕被打，也怕死，干脆从肾内科跳到了老年科。

　　“以病人为本这话听太多了，但这是抽象的，没有人明确知道该怎样做。”她说，以前遇到问题，更多归因于病人和家属，但后来想到的总是自己。

　　他们做了“小丑医生”长期化的实验：从病人入院就开始介入，渗入入院、麻醉、手术、康复、复查等多环节。按照一般的三四天的住院周期，这些人要对病人从头到脚摸个底。

　　小丑医生课堂比干瘪的理论受用

　　程宗燕是四川省人民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她申请了一项国家课题——《医疗小丑对围麻醉期儿童患者哭泣、焦虑及疼痛的影响研究》。她得出一个结论，“小丑医生”作为一种辅助疗法，确确实实减轻了患者的疼痛，帮助他们配合手术，并且，麻醉剂用量也减少了。

　　副教授刘月明没少在讲台上传输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可在课堂里翻来覆去强调的理论“实在太干瘪”，学生不怎么爱听。

　　他干脆在成都医学院开了门选修课，就叫“小丑医生课堂”。他把学生分成小组带入病房，课程的一半时间都被他拿来实践。这堂课的期末考不用写论文、也没任何试卷，他只考察几个问题：是否体察到病人需求？学会了多少魔术？互动时病人笑没笑？

　　这门限额80人的课堂一度被学生“疯抢”。有人告诉他，每回一开放选课，几秒钟就会爆满，刷都刷不上。

　　这份调节医患关系的“润滑剂”，也成了医学生成为准医生间的“桥梁”。有学生看到，一位被车碾破了脚后跟的小朋友难忍换药的疼痛，他就找到对方做起游戏，带会弹吉他的同学为他弹奏，实践结束，还留下了患者的联系方式，每一次换药，他都会前往陪伴。

　　一些低年级的学生还自发找到了刘月明，他们打算提前进病房，“看看真实的患者什么样”。

　　近两年，“小丑医生”已不再是陌生的词。目前，中国10余个省份有了“小丑医生”。但相比国外，“小丑医生”在我国仍属摸索阶段。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美国以及欧洲许多国家，“小丑医生”已经被广泛应用。

　　以色列有专职的“小丑医生”，早在2006年，海法大学就开设了全球首个医疗小丑专业，以色列也成为全球“医疗小丑”的输出大国；在意大利，救护车司机、工程师都能成为志愿者，每年，他们有专属于“小丑医生”的活动日。

　　治疗模式、培训内容，以及志愿者的招募都需要不断探索，宋龙超他们“摸着石头过河”。

　　刘月明注意到，在中国，人们的志愿服务意识没有国外盛行，志愿服务很容易向现实让步。病人的冷漠，社会的打量，以及花费时间较多，让很多志愿者在一两次活动后，逐渐淡出了。

　　医护人员的精力毕竟有限，刘月明也担忧，“没有广泛的志愿者参与，只靠着医护人员，大家还能坚持多久？”

　　迫切的问题是，“小丑医生”有一定的专业门槛，更多的社会力量融入势必经过培训。可中国目前还没形成自己的课程体系。每次邀请国外专家前来授课，需要磨合时间，也需要负担差旅等经费，每年仅一到两次的培训也很难让其快速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