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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由于教师资源稀缺，学校多是实行“包班”制，一个老师教一个年级的语文、数学、音乐课，劳动课则由一个老师教全校的学生。叶登稳所教授的二年级，学生从7岁到15岁不等，最大的孩子仅比叶登稳小2岁。

　　自幼喜欢看书写字的叶登稳十分重视这得之不易的教书机会，尽管在那个年代，当教师也是拿工分，和普通劳力是一样的待遇。

　　在没有通讯工具的时代，无法和家长进行实时沟通，叶登稳就在每天放学后进行挨家挨户家访，趁着月光，一路步行来往。尤其在开学之初，叶登稳几乎每晚都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家。“刚开学的时候怕学生不读书，那时候大人都忙得很咧，莫得（没有）心思去管孩子，有的孩子就不来上学了。”

　　然而开学后也不能放松下来，有的学生两天不来读书，叶登稳就要过去看看，“看孩子是生病了还是逃学了。”如果是外村的学生，叶登稳往往还要在夜里翻过山头，步行一个来回就要三四个小时。

　　叶登稳还记得，曾有一个叫肖一波的邻村孩子三天都没来上学，等到叶登稳找到家里的时候，家长都不知情。“家长说他每天吃完早饭就背起书包出去了，都以为他去读书了，但实际上孩子因为有几道题不会做，怕老师批评，跑到山里玩去咧。”叶登稳说，那时他抓教育质量抓得狠，学生背不下书、作业做不完都要被留堂，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孩子心里都蛮委屈的”，从此也改变了教学方法，更细致地去体察每一个孩子的问题和特点。

　　1959年，叶登稳被调到崇伏寺小学教书，同样是包班制。当时叶登稳不过19岁，班里最大的学生袁云贵却已经15岁了。学生调皮，叶登稳就想着办法地引导他去学习，“这个孩子脑筋好，我就和他讲，你如果能好好学习一定会有出息，不能把脑筋用在邪道上。”此后袁云贵成为了乡镇武装部部长，仍不忘叶登稳的提点之情，即使如今已经70多岁，还是常常来看望叶登稳，一直叫他“叶老师”。

　　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扫盲运动，叶登稳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就赶着到大队里教大人识字。“当时好多人四十多岁都不识一个字，我就像教一年级的伢子（孩子）一样，教他们认字，每天晚上搞两三个钟头。”教大人识字属于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和工分，但叶登稳还是坚持每个月上20多晚扫盲课。

　　“叶老师”

　　从教的经历已经过去60多年，但叶登稳回忆起来时仍然似在眼前。教过学校、学生的名字，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但在执教期间没有机会转成公办教师，是他最大的遗憾，“怎么说，好像一直都不是真正的教师。”

　　1961年，叶登稳被仙凤山中心小学看中，校长老师们专门为他组织了一堂公开课来考察他的教学能力，以待编教师的身份顺利进入了中心校，这是叶登稳离公办教师最近的一步。

　　“当时每周都有公开课，全学区的老师都要来听课、评课，我感觉自己不仅能教孩子，还能帮助很多很多其他孩子，就很有成就感。”也正是在仙凤山中心小学，叶登稳结识了携手近60年的妻子，实现了立业、成家。

　　随后数年，因为种种原因，叶登稳一度被迫离开了讲台。1968年，为了解决大队孩子的上学问题，叶登稳所在的紫阳冲生产大队在内部成立了一个紫阳冲小学。有教学经验的叶登稳成为了这所小学教师，仍然是一个人教一个年级。此后，叶登稳很快成为了紫阳冲小学的校长，但转编制一事却搁置了下来。

　　在紫阳冲小学当校长的四年，是叶登稳感觉最幸福的四年。他说：“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个有出息，心里就好高兴。老师这个职业好，只要你肯用心的教育学生，看到自己学生真正成才，你就感到蛮满足的。”

　　从1958年到1972年，14年里，叶登稳也在见证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我刚当教师的时候，好多孩子都是十几岁了才能读一年级，女伢子都还在家读《三从四德》，但一年年的发展，等到我当校长的时候，一年级入学的孩子就基本上都是七岁，男孩女孩都送过来读书了。”

　　1972年，因为算盘打得好，叶登稳被公社调到大队里做会计，彻底离开了教师行业。如今回想起来，年近80的他仍觉得难过，“当时大队里必须要一个会计，就把我调走了，我么得（没的）办法，但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悔，我还是想当老师啊。”叶登稳说，退休后自己还曾动过当老师或开小课堂的想法，但无奈年纪太大，“如果再年轻一点，我都要再回教师岗位。”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