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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其中一个墓葬区早期主体被遗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条围沟围成一个独立的区域，应是中国早期帝王陵寝兆域制度的雏形。

发掘单位已与北京大学等12个权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对人的来源、疾病、迁徙、食谱、人地关系、古DNA等问题予以研究。专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处在文明起源关键时间阶段、位于黄河流域中心区域的聚落集团的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将为华夏民族的核心族系起源问题提供最为丰富的单体资料。

目前，初步获得一些有意思的发现，生活在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体力活，因为上肢极不发达。同时，男性的基因稳定一致，而女性的基因来源非常广泛复杂，由此不难产生一些大胆的联想。

“更特别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墓葬里随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规模很大、等级很高，里面也没多少东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特例。”顾万发说，这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丧葬思想有关，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色彩不浓郁，不主张把生前的东西带到死后世界，这也是其延续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代表性观点有“满天星斗说”“相互作用圈说”“重瓣花朵说”“文明起源模式论”等。“文明起源模式论”的提出者李伯谦认为，河洛古国的一系列考古成果，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

重视民生，发展农桑，重视传宗接代和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在后世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在这里，其他地方文化断了，没有延续下来。”为了帮助理解，李伯谦略带调侃地解释，很多地方推崇神权，整天拜鬼拜神影响工作，还把好东西都放在墓里或敬献给神灵，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此外，河洛古国已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

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组合中出现的大量双腹器，如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还可以看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松泽文化折肩折腹壶、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

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王巍认为，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未知元素待揭谜底

河洛古国吸引人一再探访，足以显示值得探究玩味的现象很多。有些尚未知晓确切答案的，也因未知的可能性平添几分神秘和魅力。

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震，黄帝部落就迁走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

地裂缝遗迹发现于遗址内壕和中壕东南部解剖沟内，呈东西条状，错乱交叉，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北京大学相关专家现场确认，认为可能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遗址的三重环壕也有深意。从空中俯瞰，双槐树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有对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难想到，这些壕沟除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可能还具备礼仪性质。

“三这个数字在古代可以与昆仑联系，因为昆仑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经常采用三重，属于高端的礼制建筑。”顾万发说，这三重环壕并非在同一时间建成，因为建设周期太长，但是在聚落繁盛时期是共存的，这种规制也是判断遗址具有高等级性质的重要证据。

还有一处特殊遗迹，专家们至今难以定性。该遗迹位于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现存多排，已发现100多米，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类似现代铺地板砖，而且使用跨度很长，可能是一处公共场所，这种布局颇有“前殿后寝”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