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了五年，办案人员来来往往，在全村排查了符合条件的不少人，并没有结果。张满见着他们就问，案子怎么样了？他记得时任大理市公安局刑侦二中队队长杨保忠跟他说，“这真是坟墓里出来的人作案，我们怎么查得到……”

　　1994年12月19日，张满跟村公所请了第二天的假。他通知村干部，原定次日的会延期再开，他要去4公里外的生久村参加侄女的婚宴。

　　之后一天，张满和妻子张玉吉骑着自行车，带上20岁的儿子张银峰出发。上午11点左右，在生久村的抽水机站，杨保忠等刑侦队人员开车拦下了他们。“他们说找我有点事。”张满给他们每人发了根烟，“一定要我带他们去找一位村民，说一下就回来。”

　　张满答应之后，坐上警车。“车子从抽水机站开到了没人的路上，两个办案人员在我两边把我手铐起来。我说我没有违法，如果有你们请出示执法证件。他们不给，直接把我带到了刑侦队。”张满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而后，张玉吉和儿子张银峰刚到亲戚家中，就听门外有人找。“他们说可能张满出车祸了。”张玉吉带着儿子张银峰跑到大路上，她记得，还没有坐上警车，张银峰就被铐上手铐。

　　张满在刑侦队审讯室见到了时任大理市刑侦大队大队长甘帆。“1989年12月14日这一天你在干什么？”张满听见甘帆直接抛出这个问题。他一下反应过来，这是王科学一家被杀的日子。

　　张满称，那一天他组织村干部丈量地基，晚上在一个村民家吃饭。但吃饭时喝多了酒，酒后是回家睡觉还是跟村公所的人在一起，他完全记不清了。

　　接连四天，张满声称，自己没有得到任何食物和水。在他近期的一份刑事申诉状中，他写，那几天里“甘帆支开其他干警，动用拳头、手铐、胶木棒、皮带抽打，用木棒压在腿上站着使劲踩，甚至用开水烫、烟头烧”。

　　当年12月25日，甘帆告诉张满，妻子张玉吉病倒在公安局，儿子张银峰也快精神失常了。“你要为他们想想，如果还不招认，我会采取一切手段，直到获得你口供为止。”张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当时从刑侦队人员处看见妻子的大衣，才相信了这些话。

　　他开始考虑：既然已经说不清楚，还要连累妻子和儿子，不如按照他们的要求，编造一个假口供，先渡过这一关，下一步还能面对检察院和法院，有澄清事实的机会。

　　两天之后，他根据当年接触的案发现场和办案过程，串联了细节。张满提到，在编造时还有提审人员的提醒。“比如我编自己到二楼，用菜刀把人杀掉了。他们跟我说，是先用的锄头把，然后才拿菜刀。我就改说，我拿着锄头把去打，再拿起菜刀砍。”

　　关于鞋码的问题，张满所穿的是43码鞋，而现场足迹显示鞋印为39码。张满能想到的说法是，“我买了一双39码的鞋子，穿不进去，就把鞋后跟割开穿。”

　　供述成为证据之一，张满在1994年12月28日被收容审查。

　　就在被收容审查的那天，妻子张玉吉和儿子张银峰被放回家，张满进入大理市第一看守所。第二天，张满被戴上脚镣和手铐，坐上警车回到村里。甘帆让他指认现场。“他说，今天你要好好配合，问什么就答什么，没问的不要说。”张满称自己当时说，那就把村里党员群众都召集来，他实事求是地讲，“甘帆一听，没让我下车，又把我拉回去了。”

　　2018年7月中旬，《中国新闻周刊》多次拨打甘帆的手机，试图询问当年事发情况。现任大理州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的甘帆接通电话后，听明来意，匆匆挂断。之后，其再也不接电话，也不回复短信。

　　“同情人”

　　回想自己跟王世明一家的关系，张满认为，曾经关系很好。

　　1976年前后，张满被调到乡里当过三年民办教师。其中，他教过一年初一。那时，王学科正是他的学生。1988年，王学科家的独院刚刚盖好，他们一家还会喊张满去吃饭喝酒。

　　张满认为，是1990年时，王世明跟结拜兄弟臧某闹了矛盾，而后认为是臧某请来杀手杀害王学科，而自己这时在王世明面前替臧某说了话，王世明转而把矛头指向自己。“王世明四处说，臧某出了15万块钱收买了我。”

　　如今，王世明已故。在张满辩护律师姜文信的一审辩护词中显示，王世明曾提供了自己与张满有过节的证词。关于跟臧某的问题，王世明的说法是，臧某和另一村民在盖餐厅时侵吞巨额公款，他写了检举信，而臧某等人串通村支书张满，雇张满杀人，“以气疯王世明而不能进行检举”。

　　但姜文信写到，此事未得到证实。能确定的是，王世明曾和张满等人吃饭时，让张满下跪敬酒，酒后又侮辱了张满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