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初，张满被带到提审室，看见甘帆带着一位记录员在里面。张满称，甘帆要求他把1994年12月28日的有罪供述再说一遍，“我说那是假口供，是你刑讯逼供。他就叫记录员不要记了，然后又把我关回去。”

　　之后五个月，张满被先后三次被提取了指血。到了当年6月中旬，被抽取的是静脉血。再之后，没有人再提审张满。张满在看守所中，每日做火柴盒。

　　1996年春节，在家打扫院子的张玉吉发现大门口有一封信。她不识字，拿着信跑到妹妹家，才知道这是一个印着“云南省公安厅”的信封，收件人是她的名字。里面是一张文稿纸的复印件，手写的字，但和信封上收件人名字的字体并不一样。落款写着，“同情人”。

　　“主要办案人甘帆已经调走，（公安局领导内部对此案看法不同，有分歧）。”信里这样写道，并且给张满家出了两个主意，一是建议反复找市公安局和市政府反映张满被长期非法受审的情况，再是向甘帆当时所调任的省民航局公安处控告他。

　　此后，当年43岁的张玉吉展开了密集的告状。1996年3月29日，张玉吉以妨碍侦查的缘由，被大理市公安局收容审查。而张银峰因故意杀人嫌疑在1996年3月23日被收容审查。

　　1996年5月底6月初，张满再次被抽取指血。这一次，血样送到了昆明医学院进行血液鉴定。

　　两个月后，当年8月13日，张满被戴上脚镣和手铐，再次在刑侦队的提审室见到甘帆。甘帆仍然让他重说1994年12月28日的供述。

　　张满称，甘帆之后搬来至少500瓦的大灯，照在他眼前，再把一人高的组合音响开得能感觉房子在震。直到当年9月3日，张玉吉从第二看守所被带出来，和张满见了面。

　　见面后，没有任何结果，张满和张玉吉又被分别带回看守所。到当年11月份，张玉吉和张银峰被先后解除收审。

　　法律文书显示，张满在1996年8月29日被正式逮捕，此时距他被收容审查已经过去近两年。

　　伪证

　　张玉吉通过打听，找到了大理市坤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姜文信。

　　在姜文信1997年3月25日的一审护词中，提及昆明医学院鉴定的锄头把和此前《现场勘验笔录》中的锄头把“缺乏同一性”。其中，鉴定的锄头把为1.37m，而勘验的是134.5cm。此外，鉴定的血迹部位是在锄头把中部及上端，而勘验的是木棒头部。

　　姜文信还提到了1996年出现过两名目击证人。

　　当时，证人姓名未被公开。在证人的证词记录里，两人说法雷同，均称王学科妻子赵丽英叫喊着跑下楼，之后又被张满举着锄头追到二楼。姜文信提出疑问，为什么证人时隔七年才作证。而不公开姓名，无法判断证人和被告人之间的恩怨关系。

　　1997年3月26日，大理州中院的判决书中最后写道，“被告人张满因与同村村民王世明有积怨，从而产生了杀害王的长子王学科进行报复的恶念。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晚，张满潜入王学科家中，乘王学科不备将其击倒并杀害，并将尸体抛入水井之中。随后，张满将王学科之妻张丽英、其子王高能、其女王高田杀死后逃离现场。”

　　1999年，云南省高院二审时公布了证人姓名，是村民杨汝舟和张双社。

　　上世纪90年代，严打时期，张满举报了杨汝舟妻子和一起盗窃有关，让其坐了牢。张满认为，因为这件事，杨汝舟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而后，杨汝舟散布谣言，称张双社在事发当晚从家中后窗看见了案件的经过。

　　2015年，有媒体人想调查这桩案件，在拍摄的视频中，张双社承认，1996年时，他被人多次找上门，但他一再称并没有看见张满杀人。之后，张双社和父亲先后被关入第一看守所和受审所。在看守所中，他被要求看了张满的供述录音，并被告知，“如果你配合，我们就放你回去。”

　　张双社也曾是张满的学生，房子就在王学科的独院后面。7月12日，《中国新闻周刊》去往张双社的住处，如今的房子是在当年的原址上加盖的，后窗高度只达到王学科院墙的位置，无法看到院内发生的事情。而张双社在当年的视频中称，其当年的老屋根本就没有后窗。

　　现在，张双社搬离了这间住所，只有其年迈的父母居住在内。其父年逾八十，已经记不清当年在受审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