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阵地退缩到遂川老家。她在周边的乡镇租了一间卧室，又在另一个乡镇摆起了摊，卖些小玩意儿。具体是哪两个乡镇，李春兰几乎谁也没告诉。

　　“如果别人知道我在申诉，以后去上级反映情况的时候，可能我容易被一些工作人员拦着。”李春兰说，房东不知道她具体在做什么，自己也很少对亲戚提起申诉的事儿。

　　这个秘密行动的心脏，是她的一个宝贝箱子。那里边放着她所有的申诉材料。李春兰把它上了锁。

　　在遂川所属的吉安市，曾经的吉安地区检察分院刑事检察处处长章一鹏退休后当起了法律工作者。李锦莲案发生在他卸任公职之后，用章一鹏的话来说，如果他在任，这个案子起诉不了。

　　看到电视节目里谈到冤错案等相关片段，章一鹏就会通知李春兰收看。

　　一审期间，他与另一名老律师朱中道曾为李锦莲作无罪辩护。章一鹏记得，为了作辩护，朱中道当年进村调查，在村里住了好几天。

　　如今，朱中道已去世，但李春兰依旧记得往事：带着卷尺进村，一点一点丈量几个节点的距离，最后绘制成案发现场图，试图证明李锦莲没有作案时间。

　　山路很陡，只容一个人通行。朱中道那时已经年过六旬。

　　朱中道曾在自己的一部分文集回忆说，退休后的律师工作，自己倾注了60%左右的精力、文笔和相当一部分金钱在李锦莲案，“书写了约70万字的材料，发出一二百封快件和挂号（信）”。

　　李春兰也在奔波着。她不会用智能手机，却能打听到北京某所著名大学哪天晚上举办讲座，嘉宾是一名坚持报道一桩重大冤错案的记者。那桩案件平反了，李春兰也希望自家能成为下一个报道对象。

　　她找到好几位人大代表，有时，她也忘了某个代表是怎么找到的了，只知道他们在帮助自己。

　　“如果是父亲做的案，他绝对不会让我去帮他申诉，耽误我的青春。肯定不会。”漫长的岁月里，李春兰告诉自己，“父亲说，如果是他做的，枪毙他，他都没话说。”

　　她记得，上学的时候，父母为她带的菜总十分丰盛；周围有人劝父亲，“不要上学了，女孩子上那么多学干吗”，但父亲坚持了，“他和我说，只要我能上，能上到哪儿，他们都会很愿意，而且很高兴”。这个只读过小学的男子老对李春兰说“世上唯有读书高”。

　　呼吁看似有了效果。这起在江西农村发生的案件，走进了全国两会会场，也在多个研讨会上被提起。2011年2月，江西高院作出再审决定，当年9月，案件再审开庭。早前，该院曾在2002年驳回李春兰的申诉，江西省检察院也决定不予抗诉。

　　但平反又似乎离他们很远。就当所有人都认为李锦莲即将归来时，江西高院维持了原判。

　　第二年，李春兰的奶奶去世了。

　　春节成为李家最害怕的时刻。李春兰回忆，以往过年，家里会特地为父亲留下一副碗筷，奶奶在世时则会不由地盘点“这个菜锦莲爱吃”“那个菜锦莲爱吃”。

　　说着说着，全家人都哭了，年没法儿过了。

　　真的会平反吗

　　李春兰又一次打开了老家大门。这是2018年5月16日，再过两天，案件第二次再审即将到来。

　　第二次再审，与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易延友的申诉状有关。这份递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申诉状，让检察机关2017年5月重启了调查，最终给最高法院发了检察建议。最高法院随后指令江西高院再审。

　　这间老宅如今已落后于周边了。村里更高的房盖了起来，土路修整了，而李家门外的“桥”，4根躺着的木头减少到了两根，打开李家大门，大厅堆着木料，没有电视机，二层屋顶飞着蝙蝠，角落还有蜘蛛网。自奶奶去世后，李春兰更少回到这里，直到去年10月李家才装了自来水。

　　“真的是家破人亡，可以这么说，是吧？”李春兰不知道说什么好，“父亲很关心这个房子，那是他当年的心血，如果出问题，回来就没地方住了。”

　　她抓着白色塑料袋，里面又套了几层塑料袋，有的当作钱包，有的装矿泉水。

　　庭审这天，法院少见地向媒体开放了视频直播旁听。7年前，几乎没有其他人关注这个案件。2013年首次报道该案的《南方周末》记者刘长，如今转行做了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成为李锦莲的另一名代理人。

　　当年的辩护人章一鹏，此刻坐在了旁听席的第一排。李春兰身着已穿多日的白衬衫，那是她从批发市场花十几元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