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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认为，中原文化务实进取，注重可持续性发展，这是其战胜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治理洪水需要分工协作，组织严密，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增强了社会动员能力，完善了管理机构，加快了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使得中原逆势崛起，建立夏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二里头崛起“最早的中国”

“中原崛起之后，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并非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退步，而是由于自然和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其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即从原来的以自己的独自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夏商王朝为核心共发展的轨道上来。”王巍说，“就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趋势而言，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汇聚到中原经过整合，形成夏、商文明，又向周围地区辐射。”

中国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标志，是二里头遗址。

在北大讲座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长许宏对“最早的中国”进行介绍，他将中国上古史分为前中国阶段和中国阶段，前者为无中心的多元，后者为有中心的多元。他认为二里头是中国历史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并且在诸多制度上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文明的先河。

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双轮车车辙，发现了手工业作坊区、礼仪用青铜器等，还发现有“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群，其遗址规模和遗迹现象，都表明它已经具备了王国气象。许宏说，二里头的文化在当时影响力很大，各地选择性地向二里头看齐，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长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头风，连云南都发现有二里头风格的牙璋。这些二里头文化向外辐射的迹象，显示了其中心地位。

在建筑方面，王室“四合院”的建制、城市沿中轴线布局，也都肇始于二里头。基于以上，他认为二里头既具有国之气象，又处于中国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其若干元素还被后世继承，故称之为“最早的中国”当无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