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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世界 | 那些捐献遗体的人

　　张文成与老赵相识于2004年，在老赵的影响下，他签了遗体和角膜捐献志愿书，还问老赵，“我已经看不见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现在就拿去给别人用？”对于张文成，哪怕感受到一点点微光都“太幸福了”。

　　老赵有一个“生死簿”，排1号的是他自己。

　　“赵永华，男，59岁，遗，角。”现已72岁的老赵从抽屉里拿出一个16开的小本子，戴上花镜，在台灯下眯着眼翻看。遗，代表遗体捐献；角，代表角膜捐献。后面打一个红色小对勾，意思是“夫妻同捐”。

　　从排2号的妻子开始，依次往后编到了122号。封皮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横格纸条，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公证名单册》。这是他2004年开始登记的信息，这样的本子越来越多，登记的人年龄从10岁到90岁都有，“故去原因”的信息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癌”。

　　老赵住在天津市红桥区的一幢老式居民楼里。140公里外的蓟县元宝山庄陵园，最南边的山脚下，立着一块近600平米的黑色大理石墙。“生死簿”里志愿捐献遗体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老人、残疾人和挣扎在生死边缘的重症病人。一旦离世，他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这面墙上。

　　这是天津市所有遗体捐献志愿者的纪念碑。

　　1055个描金的名字一个挨着一个，没有生卒日期，没有照片，没有骨灰。他们离开的时候，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还留在这个世界。

　　“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老赵是一名遗体捐献宣传服务志愿者，不属于任何组织。十几年来，他不仅宣传遗体捐献，还会在捐献者过世时帮忙料理后事。至今为止，他和妻子送走了300多位捐献者，在千余个描金名字中占了约1/3。

　　2012年，他把家里的电话变成了服务热线，只要夜里12点以后铃声嘟嘟一响，妻子就叫他：“老赵，起吧。又走一个。”

　　他接起电话先问，人在家还是医院？然后翻开“生死簿” ，找到这个人的信息核对，再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医学院和眼科医院的眼库，通知他们赶紧派车去“请”。

　　遗体捐献不同于心脏、肾脏、肺脏等器官捐献。遗体捐献后的去向是医学院校，教学时供学生研究操作。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给有需要的患者换上。

　　整个过程中，时间也要协调好。如果一个人同时捐献了遗体和角膜，医学院先把遗体拉走了，眼库需要的角膜还没摘，“就崴了泥了”。

　　碰上在医院过世的更难办。“好比病房是三人间，护士才不管你捐不捐遗体，反正屋里只能搁活的，不能搁死的，一直催你赶紧拉走。但车还没到，怎么办？”老赵对与“死亡”相关的词句从不忌讳，一口天津话，音调拐来拐去。

　　其实不通过他，捐献者的子女等执行人可以直接联系红会、医学院或眼库，但很多人还是习惯找他。他和老伴赶过去后，先和护士拉拉关系，再掀开白单子和逝者握握手。他知道，家属在这样的时刻，心情十分复杂。

　　捐献者生前，从冒出这个想法到最终实现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要自己下决心并说服全部子女同意；之后，本人和家属要在捐献申请表上签字；然后，还要到公证处公证。每个人都可以自愿申请无偿捐献遗体、角膜，申请人过世后，由生前指定的执行人操办捐献后事。这一系列流程不变，但人心在不停地变化。

　　有时会冒出来大舅哥、大伯、三叔这样“搅和”的亲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签署了捐献申请，去世的时候跑来骂子女“不孝子”，“怎么把你爸妈给捐了”？也有脾气撒到老赵身上的。

　　经过这十几年，老赵已经十分理解逝者亲属“解疼”“缓冲”的心理诉求。与普通人至少三天的遗体告别时间相比，捐献遗体者从宣告死亡到遗体送走，快的五六个小时，慢的也就一天。“尤其夏天，遗体防腐处理必须得快。”

　　在老赵眼里，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可到了生命终结时候，“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生死簿”上，1945年出生的老赵排第一，1949年出生的妻子孙秀兰排第二。

　　老赵经手的申请者里，80%以上都是和他们一样的老人。在他们看来，到这个年龄就该想这些事儿了。

　　老赵记得，第一次听孙秀兰说起捐献遗体是1998年。他纳闷，她年轻时长子宫瘤都不愿上手术台，怎么遗体放到医学院的台子上让人家大卸八块她就愿意？

　　“省事儿，省钱。”20年后，孙秀兰用两个简单的词回答了无数人问过她的问题。

　　老赵家并不富裕。上世纪50年代，他小学毕业就进了工厂，车钳铣刨样样都干过，梦想当上八级工。90年代从工厂下岗后，捡废品成为部分收入来源。

　　孙秀兰每天下午都出去转一圈，捡十来个饮料瓶回来，卖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馒头。

　　这间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大部分东西都是捡来的，包括她身上那件紫红色的针织衫。

　　在老赵看来，遗体捐献有四点好处——丧葬费十万八万省了，村里不用占块地方了，医学院的小孩儿能拿活人练习了，清明节祭扫日儿女不用请假了。

　　2002年，老赵两口子终于办成了遗体捐献手续。此后，但凡有人找他了解遗体捐献，他就带着申请表上门。遇到腿脚不利索的，他还领着去公证。

　　“表格打印一张5毛，一个月60份就是30块。”老赵随口算起了小账，“公交车一趟2块，一个礼拜出去四天，来回八趟，那就是16块。打电话一个三四毛钱，每趟至少30个电话。”

　　对于老年人，最难的是过儿女关。有的老人想深入了解遗体捐献，便把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剪成豆腐块，掖在一个角落里，“又怕儿女看见了，又怕儿女不同意，又怕弄丢了，再换个地放塞。”

　　捐献者过世后，家属反悔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家属会把表藏起来，当没签过。

　　对此，他琢磨了很久：如果夫妻都想捐，一般不至于巧到同一时间离去。先走的那个有老伴的支持，儿女不敢反对。这时，另一个就可以放下话说，“你们可别把爸爸（妈妈）和我分开啊。”

　　老赵也知道，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和他同样想法的人很少。有人说他“有病”“脑子进水了”，他两手捂住耳朵，“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我看不见了，但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现在就给别人用”

　　62岁的张文成的家里，墙上的黑边挂钟指向12点50分。可他不知道几点了，直到10分钟后黑色报时器里的女声高声念：“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