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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瞳仁外面那层亮晶晶的，绿豆皮儿四分之一大小的，就是眼角膜。”老赵掰开自己的左眼皮，一边比划一边讲摘除眼角膜的场景。每次眼科大夫来到捐献者面前，小包往边上一搁，白大褂穿上，小刀小剪子拿出来，十几分钟就做好了。

　　老尚决定捐献遗体也和别人有关。那是他的异卵双胞胎弟弟，两人出生只相差10分钟。

　　十几年前，弟弟得了尿毒症，浑身插着管子一遍又一遍地透析。本来他想给弟弟捐献肾脏，但两人血型不同，没法移植。

　　弟弟幸运地等到了肾源，来自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名捐献者的一个肾装在弟弟身上，另一个肾和肝也分别救活了同一家医院同一时间病危的两个患者。

　　弟弟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后来，老尚也申请了遗体捐献。“人家要嘛（天津话，类似于“啥”），咱就给嘛。”至于遗体会到哪里去，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是不是一回事，老尚不知道也不关心。

　　他的灵魂在亲人心里

　　对于遗体捐献者来说，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遗体的去向是医学院校——做教学标本。

　　刘慧（化名）上大二局部解剖课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遗体。她在天津一家医学院读基础医学，今年大四。

　　“大体老师看上去是发黄褐色的。应该是用福尔马林和一些技术处理后，又在冰柜里存放了很多年，才给我们用的。”大体老师是所有医学院学生对解剖课人体教学标本的尊称。

　　每次解剖课时，学生进入教室前，大体老师已经平躺在台子上，双手放两侧，手心向上。“他静静地躺在那儿，不可能再说一句话，但他让你觉得自己正在接近和探索科学，那时候不会再想此前担心尸体多么可怕，只觉得神圣。”刘慧说，大体老师也因此又被称为‘无言良师’。”掀开白布前，这些未来的医生们，会深鞠一躬，以示感谢和尊重。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最小的“老师”暖暖（化名）只有30天的生命。她的相片嵌在一座精巧的玻璃纪念碑里，和所有“老师”一起，摆在解剖楼一层东侧的纪念厅里，外面拉上防尘帘。她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两年前的那个冬天。和所有新生儿出生证明上的照片一样，胖嘟嘟的脸蛋上顶着稀疏的头发。

　　谷老师来北大医学部工作已近十年。为方便有意向的志愿者联系，他的手机号码和老赵一样是公开的，贴在解剖楼三层办公室的门上。和刘慧一样，谷老师也有捐献遗体的打算。

　　2009年以前，捐献者较少。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现在医学院每年接收的遗体约有六十多位。其中不少生前就是医护工作者。

　　解剖学是医学中的基础，谷老师打了个比方，就像盖一座大楼，没有窗户没有门能盖起来，但不能没有地基。“大体老师”是地基中珍贵稀缺的资源。

　　“没接触过这个的医生，哪个敢上手术台？又有哪个病人敢让他治？”他觉得医学是对抗死亡的，正是因为这些捐献者有对生的渴望，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没有，死了生命就已经结束，何必捐献遗体呢？他是想让后人通过医学的学习，救更多的人。”

　　在谷老师的眼里，当一个“人”变成了解剖台上的“教学标本”，他还是他，也不是他。是他，是因为他的身体经过专业处理保存得非常好，除了褪去了血色，其他几乎和生前一样。不是他，因为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已经不在本人身上，而在亲人的心里。

　　2018年的第一天，天津蓟县的捐献者纪念碑上，两三只鸽子迎着干冷的风，飞过连排的松树。三天假期里，陵园门口登记的访客只有11个。

　　周春（化名）父亲的名字刻在左边第二排第六列的那块石头上。父亲去世的第四年，母亲的名字也刻了上去，和父亲间隔不到两米。

　　老两口的晚年，用周春的话说，就是把0岁到5岁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倒着放了一遍。先是腿不能动下不来床，然后吞咽功能越来越弱，大小便失禁，翻身也翻不了，最后难受得只能嘴唇动一动，讲不出任何话。

　　周春送走父母后也签了捐献申请表，想着有一天到这里和他们相聚。

　　“构成人体的物质本来就是原子、分子。组成我的那一部分，将来就变成空气，变成风。”在周春看来，他和父母会以这种形式回归自然，有的在空气里，有的在风中。

责任编辑：张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