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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成排在105号，申请捐献了角膜和遗体。他家不到十平米的屋子里，收音机有七八个，张文成管它们叫“半导体”。屋外厨房灶台上，一层厚厚的油泥。炒菜的铁锅拿白布裹着，已经多年不用。旁边一口铝锅干干净净。在被火苗烫过无数次后，他终于练会了煮面条，有时掰两叶白菜烩进去。

　　16年前的一个早晨，他突然看不见了。他以为自己是累得头晕，医院的大夫却说，这是“网脱儿”。

　　“嘛叫网脱儿？后来才知道，就是视网膜脱落。好比咱的眼睛正看投影屏幕呢，哗，幕布掉下来了。”这一掉，就再也装不回去了，张文成的世界瞬间崩塌。他的母亲曾因为一次白内障手术失败而失明，两人在屋里四目相对，谁也看不见谁。

　　起初，他没告诉母亲自己看不见了，但他经常磕到门口的脸盆架子，母亲听到起了疑心。次数一多就瞒不住了，他失声痛哭，在屋子里憋了八个月，“床、厨房、茅房，除了这仨地方哪儿也没去。”

　　他的家里，所有东西都摆在固定的位置，他有固定的穿行路线。从六层下到一层一共87级台阶，在多少级的时候转弯，他记得清清楚楚。如果坐出租车到曾经住过的南开大学附近，他喜欢指挥司机，走从前他骑自行车常走的那条路。

　　在他还看得见的时候，马路不宽，没有高楼，天是蓝的，听得见燕子叫。他常骑车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家门口的小胡同里，他穿着只有两个轮子的“轱辘鞋”滑旱冰，得意自己的独门技巧。

　　他不愿用盲杖，不愿承认变成了盲人，并因此掉进铺管道的沟里，摔得鼻青脸肿。老赵曾经劝他，“你光靠数步数怎么能行？往南58步再往右72步到路口，正数着，别人一说话一打岔你忘了，你还回不回家了？”

　　张文成与老赵相识于2004年，此后二人经常一起出去转。在老赵的影响下，他签了遗体和角膜捐献志愿书后，还问老赵，“我已经看不见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现在就拿去给别人用？”对于张文成，哪怕感受到一点点微光都“太幸福了”。

　　老赵说，你先替盲人好好保管着吧，反正你也用不着，等回头给别人的时候，跟新的一样。

　　在老赵的“生死簿”上，张文成这样无儿无女且身患残疾的独居者不在少数。

　　76岁的霍雅琴立下一份遗嘱，委托自己的丧葬事宜由老赵办理，其他人不得干预。她几乎一辈子没下过地，多年的褥疮让整个屋子蔓延着尸体腐烂的味道。她去世那天，来了两个人抬遗体。年长的嘴里含着一口酒进来抬，年轻的没经验，一进屋转身就跑出去了。

　　张文成说，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不能动了，躺在漆黑的床上，身边无人。

　　在公证处办理手续时，张文成的二弟替他签字。他自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听见二弟落笔时，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一顿一顿的。二弟嘟囔了好几次，“又写错了”，重填了四五张表才把手续办完。

　　“他虽然不反对我捐，但他心疼我，他难受。”张文成能听出二弟写字的手在哆嗦，也能听到小区里邻居的闲话：这人穷疯了？把自己（遗体）卖了能值多少钱？

　　张文成笑笑，与常人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目光无法和人对视。

　　2017年的最后一天，他没吃午饭，晚饭是头一天剩的面汤和棒子面儿窝窝。

　　“人家要啥，咱就给啥”

　　464医院家属楼门前，一个大眼睛的女孩朝老赵挥手喊着“赵伯伯”，声音清脆甜美，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会笑。她扶着老公的胳膊快走了两步，纤细的双腿拐了个弯才迈出去，终于抢在老赵前面打开单元楼门请他进屋。

　　十多年了，找老赵办捐献手续的年轻人很少。29岁的刘淼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出生时小脑缺氧，她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走路。她问过姥姥：“他们为什么盯着我看哪？”姥姥说：“因为你长得好看呀。”

　　父母离婚后，刘淼和姥姥住在一起。姥姥带她逛商场，专挑人多的地方去，让她习惯用自己的方式走路。一直以来，她没有觉得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她参加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又签了艺人公司到各地演出，还有了自己的粉丝，叫“水蜜桃”。

　　十几岁时，刘淼参加过老赵志愿小组的活动，当时就想捐角膜，后来又想捐遗体。老赵一直反对。“别瞎凑热闹，你暂时也死不了。”他总觉得年轻人脑袋一热就嚷嚷着要捐，等到老了，给子女留下一个“扎手”活儿。在老赵眼里，子女未成年时做这个决定，等于剥夺了孩子的发言权。

　　但他并不知道，刘淼做出捐献决定源于姥姥的突然离世。

　　老人过世前不久那时，刘淼刚怀了女儿。她头天和姥姥说完，第二天姥姥又问，“你为什么老吐呀？”姥姥的脑子一天不如一天清楚，可一直记得外孙女爱吃鱼，爱喝鸡肉煲的汤，每次吃饭都夹到她碗里。

　　女儿出生后，刘淼更感觉到带孩子的不易。特别累时她会偷偷哭，“每次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就特别想姥姥，特别想。”

　　后来，刘淼打听到姥姥捐献的一对角膜帮了四个人。她决定，在捐角膜的基础上还要捐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