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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笔者获得的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的北师大内部文件显示，2016年9月7日，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意”S教授“辞去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但有知情人士告诉笔者，S教授的辞职有校方施加的压力在起作用。S教授名面上的“主动请辞”，为此后各方持续拉锯埋下伏笔。

　　笔者获知，北师大在调查中并未查实“下药”的事实，S教授也多次向校方强调，如果有师生指责他“下药”，他会追究自己的名誉权。而在校方获得的视频中，X同学因为害怕，并没有让拥抱行为“完全发生”，也削减了证据的力度。

　　“学校（处理过程中）很难受。”上述北师大内部人士称，相比陈小武事件，S教授的证据材料相对单薄，而舆论逼问紧促，“纪委咬着牙”给了S教授处分。因为对于性骚扰，大学并不清晰如何使用“自由裁量权”，例如一个教师给学生发有色情意味的图片，“教师可以说是开玩笑，但学生可能认为遭受了性骚扰”。

　　对于S教授的处理，北师大陷于尴尬，也因为其无相关法律规章可做参照，教育部于2014年厦大吴春明事件后出台的“红七条”对“性骚扰”并无详细规定。上述北师大内部人士表示，在现有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里，若一些性骚扰举报缺少实锤证据，“女学生就是弱者，非常弱势”。

　　在中国的大学，纪委和监察部门多是合署办公，但其主要职能为政治监督、反腐倡廉，在此框架下，教师的性骚扰行为往往被归于“生活作风”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告诉笔者，在目前的大学治理框架下，除非学校内部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将教师直接开除“没什么现有依据”。他认为，大学在处理此类事务时多数会“用足规则”，但因对教师管理的立法、惩戒机制不健全，“校方有时候也没办法”。

　　而北师大处理此事上没有公开，也是很多高校出于舆情考虑的共同策略，“没必要主动形成舆论热点，而北航掷地有声地向社会公开，赢得了赞誉”。

　　▌学生的怒火

　　北师大在沉默，学生们的怒火却暗燃着。为什么北师大不能像北航一样公开对S教授的调查和处理？在上述“蛋蛋网”1月13日发布的文章评论中下，对校方的质疑声不乏：有留言提出，对于S教授，学校是否是“舍不得他的科研结果”，还有人称，S教授是“二级教授”，“学校处理得心疼”。

　　康宸玮称，其在发布公开报告前，已和两位女生联名向北师大纪委递交了实名举报信和视频证据，其“唯一诉求便是将该教授从北师大教师队伍里除名”。

　　康宸玮一度以为自己的诉求得到了满足。2016年10月，其从校内人士处得知，S教授已被“免除博士生导师资格”“撤销副院长职位”，这一信息被他公布在微信朋友圈。2017年4月，北师大相关部门召集康宸玮和两个举报女生开了一次会，他在朋友圈又披露了当时所听闻的处理结果：S教授的行为已做实，“今后无需再用S教授代替”，北师大又“进一步解除了和其教师身份的聘用关系”。

　　但为何校方最终的处理决定与康宸玮获知的结果存在出入，由于北师大一直对此处于隐而不宣的状态，无法提供更多参照。笔者从另一位师大内部人士处获知，2017年4月的会场中，在让S教授“降级转岗”的处理决定下方，北师大还附加了一条处理决定——若S教授不服从，“可选择3个月内和师大解除劳动关系”。这一行为的动机是“考虑到S教授会顾及面子，主动离开”。

　　上述学者分析，S教授是二级教授，这是学界很高的学术认可，将其转为“出版编辑”，“对于一名学者而言，是奇耻大辱”，这或许是北师大认为他会主动离开的原因。

　　但直到陈小武事件曝光，北师大的学生才发现，S教授还一直留在该校校内。“没有想到三个月的时间到了，他会赖在这。”一位校内人士称。该校一位校友告诉笔者，其曾于2017年11月24日登录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的官方网页，但发现S教授仍然出现在“师资队伍”的网页中。他就此询问该学院办公室人员，得到回复：S教授仍在学院在编教师中。但是两天后，S教授的名字从这个网页上消失了。

　　S教授仍在校外进行讲座的信息也被披露。例如，2017年9月18日，S教授赴浙江财经大学开展讲座，其头衔仍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10月27日，他赴上海师范大学做讲座，头衔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公共管理教授、博导”。

　　而在近日，一则疑似上海师范大学的教师录用公示让他们愈加愤怒。其中显示，在2017年10月，S教授疑被这所学校聘为教师。参照北航对陈小武的处理，其被证实“性骚扰”后被取消了教师资格，按照《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若教师资格被撤，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

　　S教授是否也应被撤销教师资格？因为校方始终未公开对S教授的行为认定，北师大的学生仍然以自己的理解继续着对S教授的“讨伐”。

　　▌争议根源是什么？

　　北航陈小武事件后，教育部公开表态称，要“督促各高校调查教师性骚扰事件”。笔者获知，在北师大近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S教授解除劳动关系”被列入会议内容。在这场会议上，还有政府管理学院的相关领导表示，S教授是“惯犯”，他还有“情节更恶劣的行为”。

　　这些行为是“性骚扰”吗？如果事实充分，北师大是否会查明并向社会公布S教授的“性骚扰”之实吗？

　　万淼焱认为，北师大的处理显示了其在应对“性骚扰”争议上的经验不足，这一现象在国内很多高校广泛存在。该校纪委得出S教授行为“失范”而非“性骚扰”的认定，是因为S教授并不是直接提出性要求，“如果真的有更多女孩被骚扰过，要鼓励她们站出来”。

　　而按照目前的规章制度，“纪委确实只承担查实举报事实的职能”。笔者还获知，S教授“降级转岗”的处理决定，是由北师大的教师纪律委员会作出。

　　上述学者告诉笔者，在西方国家，一般是伦理委员会、多样性与公平委员会等机构对教师的违规行为作出裁决，但在中国大学里，纪委对一般群众、党外人士都无法约束，教师纪律委员会也非每个学校都有，“其根源是教育法总体上存在程序规范不足的问题”。有研究指出，对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要如何界定和处理，目前《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基本上处于空白，一旦发生相应问题，高校在应对时常陷入无规可依的困境。

　　而目前教育部实行的师德“一票否决制”，也使高校在处理舆论关注的高校教师负面事件时，倾向“从严”处理。对此，中国社会此前屡有呼声，对于教师的管理不应该只以道德规范要求而应更多地纳入法治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