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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她的孩子出生，为了寻求更好的公办学校，她在上海闵行区购买了学区房，尽管比周边房价高出20%，但也只有4900元/平方米，如今这片区域的房子单价已经超过5万元/平方米，就资产增值而言，她的先发优势非常明显。

　　从孩子的教育来看，这次投资却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公办学校抓得严，早上7点30分到校，我们的孩子动作可能慢一些，下午放学后做作业总会弄到晚上10点左右、甚至11点。”李蕙说。

　　纠结到孩子读三年级时，李蕙和丈夫终于做了决定，他们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就为他选择了一所位于浦东的民办学校。

　　“校长的理念打动了我们，大意是小学期间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空间，初中再主要抓学习成绩。”李蕙说。为了让孩子就读这所寄宿制民办学校，她需要支付每年4万元的学费，这与上海一些知名的民办学校、国际学校相比并不算高。李蕙和丈夫都是企业普通管理人员，好在这个学校晚上统一7点50分熄灯，至少这样，李蕙就不用像朋友那样，晚上陪着孩子写作业到深夜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她也累积起了先发优势——如今进入上海民办学校的竞争愈发激烈。

　　2014年孩子转学时候，李蕙觉得一点都不麻烦，她带孩子到学校现场填了个表格，孩子自己进去面试，之后不久就确定了名单。今年这所学校发布招生信息的当天，早上8点网站开启报名通道，1000个面试资格，两三分钟就一抢而光，颇有“双十一”抢购的节奏。

　　刘超（化名）对此感触很深。他就职于上海的一所知名高校，儿子今年上小学，他此前带孩子试图“冲一冲”一所沪上最抢手的民办小学，委托一所学校的副校长做了推荐。

　　去年初夏的一则新闻是，上海的几所民办小学在招生时不仅考察学生，家长也被列为考察对象。刘超专门购置了一套新西装，带着自己多年的资历和充分的准备，和孩子一起去了。结果令他失望，“推荐生”太多，考虑到公平问题，学校只能按孩子的成绩排名，自己的孩子没有专门上辅导班，能算20以内的加减法，但别人家的孩子不仅会100以内的加减法，有的甚至乘除法都不是问题。

　　“条子”和新西装，都没起到预想中的效果。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翟静丽告诉《财经》记者，上海民办学校发展较为充分。一方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人和家庭的教育需求日益多元化。为满足适龄儿童入学需求，民办学校得到了鼓励，因而快速发展，如今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沪上最受欢迎的小学和初中许多都是民办学校。

　　一所上海民办小学的语文老师对《财经》记者说，相比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优势不仅可以跨区择校，更重要的是课堂活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宽松，课外有各类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可以选择参与国内升学和高考的传统班，更为富裕的家庭也可以选择以后出国留学的“国际班”，两套教育体系并行不悖。

　　“最大的区别还是校本课程、第二课堂。学生们有要求，学校会开办阅读课、棒球课甚至木工教室。课程更丰富、学生探索兴趣爱好的空间大一些，当然也不是特别大。”另一所民办双语学校高中部的老师说。

　　给市场释放一点“也不是特别大”的空间，就意味着“弱办学自主权”带来的竞争即可激发“微多样化”和“弱教育选择权”，这足以吸引对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产阶层的注意力，他们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不落后，也不希望孩子的童年过于机械和灰色。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对民办学校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从全国来看，公办初中只有北京和上海还有一些相对竞争力，其他大量县以上的城市，民办初中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实践中如果完全放开民办学校的招生权限，所谓的优质生源基本上会被民办学校囊括。”吴华说。

　　不过，这种情况显然短期内无法出现，公办体系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基础教育新一波“公进民退”已经发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基础教育“学区制改革”——“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近年来，不少地区在推进此项改革，以北京为例，其主要特征是重新划分学区，教育管理部门下辖“学区管理中心”（可具有法人资格），对学区内的中小学校进行集团化管理，内部协调重点和普通学校的资源，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实现公办优质资源的均衡化。

　　“民办学校的发展最初是因为政府经费在教育领域投入不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大大缓解了。”翟静丽说。

　　民办学校腾挪的空间也在缩小，今年9月1日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给民办学校画了一个清晰的“圈”——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兴办盈利性学校，给已有的市场空间明确了“壁垒”。

　　政府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和公平性的同时，并没有给对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产阶层预留足够的空间。但没有“强自主权”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的土壤，进一步创新很难生长出来。

　　“公办学校自主空间很小，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学时安排，都有明确的规定，无法个性化发展。”翟静丽说。在她看来，教育应该鼓励多样性的探索，她介绍说，2000年左右美国发生了拆大变小的小学校运动，主张学校规模变小到400人以内，最好200人左右，学校数量增多，并且要想办法办出特色来吸引学生，家长的选择权也同时增加。

　　不过，翟静丽说，“有些民办学校之所以受追捧，主要还是由于其升学方面的优势，也是应试教育的结果，它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整个外围的环境的影响。”

　　李蕙许给孩子的“快乐童年”也即将告结，2017年她的孩子开始读初中预备班（上海学制，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第一年为预备班），周末两天的休息时间，都排上了语文、数学的辅导班。

　　学校老师开始反复强调“跑分系统”：年级前60名-80名可能进入市重点高中，前80名-150名有望进入区重点高中，出了年级前60%，只能读职业高中。这也是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约定”：虽然民办学校有时意味着相对宽松的环境，但不能放弃对高升学率的追求。

　　“超级奶爸”的选择

　　“我就是现有教育体系的牺牲品。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既得利益者。” 家住深圳的荣路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