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理论很快引起了部分读者的共鸣，瞬间将读者划分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反女权主义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荒唐，就类似于在讲，窃贼行窃不为钱财，而是出于一种欺压屋主的扭曲欲望。而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说法完全正确，而且正好可以用来辅助论证性别不平等这一问题。

1975年，研究经费很充足，而且心理学领域也再次受到重视。这正好为深入研究强奸犯动机搭建了平台。

其中最早或许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是临床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格罗斯（Nicholas Groth）所进行的研究。他遍访马萨诸塞州刑罚部门，对监狱和戒备森严的精神病房里的强奸犯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总计数百人。最终，他将研究成果出版成书《强奸犯》（1979）。格罗斯认为，强奸的动机有三种：性虐待、愤怒或者控制欲。他对这三种类型的强奸犯心理作了具体的描述，认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不可能有强奸行为，强奸行为是某种短暂或者长期的心理障碍导致的。他还明确指出，强奸是种“假性行为”，也就是通过性行为来表达“权力和愤怒问题”，也就是指“用性行为来满足非性欲方面的需求”。

格罗斯认为，强奸是种“假性行为”，也就是通过性行为来表达“权力和愤怒问题”

只可惜，格罗斯得出的这些结论，空口无凭。他没有说明自己是如何进行研究的，也没有提及自己设计了哪些提问。他既不陈述自己发现这三种情感动机的来龙去脉，也不解释从何得出强奸犯有心理问题。他的著作之所以值得一提，完全是因为人们仍普遍认为他证实了强奸不是为了性欲这一观点。也不知道他是否真有找到任何依据，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者则在尝试着证明传统的液压模型——但均以失败告终。各类研究发现，强奸犯的睾丸激素水平并不高①。而且性压抑与强奸行为也不具有关联性：研究发现，强奸犯较之常人唯一不同之处是他们两厢情愿的性伴侣比较多②。正如已故的保罗·吉哈德（Paul Gebhard）及其性学研究所（如今的金赛研究院）的同事们在《性罪犯：犯罪类型分析》（1965）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已婚强奸犯在实行强奸时，可能会觉得就像在和自己的妻子进行性生活一样。这些结论十分吻合，不管是具有什么政治倾向的研究员，都一致认为，并非是阴茎持续勃起症或者挫败心理导致的强奸。

同时，无性理论这个纯洁的说法也已经过时了。这是研究方向发生转变导致的间接后果。心理学家最初只能找一些被监禁的强奸犯作为研究对象，但这毕竟只占少数，而且这一小部分人并不具有代表性。被判刑的性犯罪者极有可能是些对陌生人进行性侵犯，使用武器施暴并往往有犯罪前科。这些人当中几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也鲜有较好名誉的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特征未必能阻止一个人产生强奸的念头。

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批新的研究，专门针对“未被发现”的强奸犯——指那些未被拘留过或者甚至还未被告发的男人。这些人很少会使用暴力或者甚至是武力来实行强奸，他们强奸的对象大多数是些因喝醉了酒而无意识的女性。通常，他们会先征求对方的性交意愿，当对方不愿意的时候，才会暴力相向，这种情况称为“约会强暴”（起源于男女之间约会，而终结于强暴行为）③。毋庸置疑，这些男的至少是有些性欲动机的。

未被发现的强奸犯：这些人很少会使用暴力甚至是武力来实行强奸，他们强奸的对象大多数是些因喝醉了酒而无意识的女性

但这次新研究中最惊人的地方或许就是，确实存在逍遥法外但又敢承认自己是强奸犯的人。大部分调查对象是大学生，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能够向陌生人坦白自己有过性犯罪行为。然而，调查问卷中并没有出现“强奸犯”这样的字眼，而是换成了：对方因你使用武力或者受到武力的恐吓而不愿意和你性交的情况下，你还坚持要和她性交，你是否有过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提问下，这些男人会很轻松地回答“会”。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利萨克（David Lisak ）和苏珊·罗思（Susan Roth）曾经与大学生进行面对面访谈④，后来由利萨克和美国罗德岛州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保罗·米勒（ Paul Miller）继续研究，结果发现，受访者居然没意识到这其实就是强奸⑤。

如果只是一般的冷漠无情，自私自利和性别歧视就能使一个人变成强奸犯，那这个问题似乎就没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