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强奸文化”，那我们应该明白每个国家因其对性暴力的纵容或惩罚程度不同，因此性暴力比率差异也很大。我们确实意识到了这种差异。我们也许还记得，在美国，有6%到14.9%的大学生坦白自己有过强奸行为。这个数据似乎挺吓人的，但还有比这更吓人的。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上有这样的数据⑦：在中国，将近23%的人声称自己有过强奸的行为，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类人就占了60.7%，这个数字真是让人不忍直视。

在战争时期，不同军队出现的性侵犯差异也很大，可以作为耐人寻味的测试案例。因为在同样军纪严明的环境，不同军队对性暴力的态度或鼓励或严惩，并不完全相同。

很显然，即使是在战乱之中，男人们如果得知性侵犯会受到处罚，那他们就能够管束自己，不会明知故犯。

在战争时期，不同的军队出现的性侵犯差异也很大

测试结果十分明了。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二战前的南京慰安妇惨案，日军指挥官煽动士兵屠杀中国老百姓。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南京的第一个月就奸淫了两万名中国女性同胞。相比之下，关于左翼游击队的性暴力事件记载就很少。例如，萨尔瓦多12年的内战结束之后，联合国真相委员会1981年发布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起义军犯下的强奸案例，尽管，政府军在战争爆发第一年频频犯下性暴力罪行。后者强奸犯罪率极低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游击队越过法律严惩犯罪者；二是，起义军当时需要赢得民心。

但是，战争中出现的强奸行为如果受到上级命令的阻挠，也会明显得到控制。例如，在二战后期，苏联红军的强奸行为曾十分猖獗。后来，苏联领导人发现这是个政治问题，便制定相关惩处制度强奸行为因此急剧减少。同样，在萨尔瓦多内战中，美国以撤回援军该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政府军的奸淫现象立刻急剧减少。很显然，即使是在战乱之中，男人们如果得知性侵犯会受到处罚，那他们就能够管束自己，不会明知故犯。

由此我们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那就是，强奸和其他犯罪一样，可以通过某种威慑力进行预防。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而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我们一直在极力避开探讨相应的预防措施。

一直以来研究强奸发生的原因，不过就是给强奸做了重新定义。有的认为强奸需要通过药物控制，有的认为需要政治的干预，还有的认为这是男性欲望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不会有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什么定义都有，唯独不从犯罪的角度来看到这一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见，主要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女性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已经足以让强奸犯受到应有的处罚。受害者的辩护律师也想过争取让强奸犯受到刑事处罚，但往往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担忧的是刑事司法制度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定罪。就算允许定罪，也只是作为受害者个人讨回公道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作为预防未来犯罪的手段。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所有研究都表明，这是一个错误。即使刑事司法制度抗拒为这种罪行做出改变，我们若要杜绝强奸的发生，就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强奸的解决方案是深不可测的奥秘。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西方国家明显比巴布亚新几内亚做得好一些，但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根据英国内政部进行的调查，虽说英国强奸案报案数量每年平均为85000例，但仅有1070人被缉拿归案。而在美国，据估计仅有0.6%的强奸案被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