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教育问题，还有儿女出于好意的举动，却也因为观念的不同造成了分歧。沈薇女儿担心父母太辛苦，就请了个小时工，一个小时30块，帮着分担些家务活。来的是位阿姨，四十岁出头，四川人，会做水煮肉片，人“挺会来事”。

不过沈薇还是觉得别扭，老想把对方退掉，“我是劳动人民出身，从小就干活，瞅着人家干活我不得劲，我还得跟着干”。

阿姨做菜时，沈薇老是帮着打下手。有时候，阿姨来之前，沈薇就已经差不多把活都干好了，因为身体原因干不了的，她也不好意思使唤对方。无活可干时，她就跟阿姨唠嗑，一唠就是一个小时。

“雇保姆最忌讳跟人走的太近了，会让她界限感变模糊。但我妈老给阿姨造成这种错觉。”在阿姨的去留上，女儿和沈薇一直存在着分歧。张大国在这点上有类似的看法，“你雇保姆，掏钱再多，不放心，保姆啥事都能干出来。”

更麻烦的，则是婆媳、翁婿关系这类的家长里短。没念过几年书的张大国，说起儿子来很骄傲，说起儿媳来，把头往后一仰，“噫——”。儿子和儿媳妇是研究生同学，毕业后进了国企。儿媳爱干净，给张大国约法三章，进门必须换拖鞋，喝水前必须洗手。“噫——”，张大国说，农村人过去哪讲究这个！

沈薇也深有感触，“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她住的大院里房源变得紧俏起来，“老人都来带孩子啊”，聚在一起聊天的话题总是家里的那些事，三个里总有一个没少为家庭矛盾烦心。

沈薇认识一对老两口是吉林小县城的，50多岁跑来北京给唯一的儿子看娃，顺带找了份擦泳池和扫宿舍的工作补贴家用。儿媳妇是城市人，工作是教学生画画。两家家庭条件悬殊，矛盾也因此而起。

闹得不可开交时，老两口只得搬出去重新租房子住。有一次沈薇看到老爷子买了两根排骨回来，问他，你一大家子人咋才买两根排骨呢？对方苦笑，哪一大家子人，就我和老太太两个人，啥都不在一起了。沈薇后来看到，这家的老太太，常常一个人跑到操场，眼巴巴的看儿媳妇带孙女玩，却靠近不得。

还有一次，沈薇带外孙子去体检，碰到院里一个老人也领着外孙女过来，沈薇夸了两句自家女婿能干活，对方一惊，“我在这院这些年还是头一次听说夸女婿好的”。

原来，这家的情况正相反，老太太是城里人，女婿是河南农村来的，女儿当年被妈妈逼婚逼得紧，草草找了个对象，结婚时老人就不同意，没少数落女婿，后来说得多了，女婿索性啥也不管了，“孩子自行车坏了也得老太太修”。

社区里的“隐形人”

外孙女看着眼前的这个老人，唤她的名字——岳芳，老人转过头来，也看着外孙女，眼神空洞。

她几乎再也认不出眼前的亲人了，包括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她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在她身上，记忆仿佛被时间的巨怪吞噬掉了，她如同变了一个人，有时很少讲话，有时又会很“不讲理”，半夜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像个“游魂”，把一家人全部叫醒。

十年前的岳芳不是这样的。2007年，她77岁，正式随子女定居到北京，河南县城里的老伴去世三年了，老房子也被卖掉，她没有退路了。在北京这一住，就是10年。

很难说，岳芳的身体状况和她进城后的经历有怎样的关系，但这些年，她过得确实并不顺遂。

刚来北京时，外孙女正上初中，处在叛逆期，和父母间“战火不断”。一次，外孙女因为英语考试成绩跟父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还拿刀子伤了自己的手。岳芳看得心疼，想缓和矛盾，上去说了一句，要不让孩子今天晚上跟我睡吧？“你不要插手！”女婿吼了一声，把岳芳噎住了，一个人回了屋。

周围的环境对岳芳来说也并不“友好”，北京是个讲文明、讲规则的大都市，这里有十多条地铁线和一千多条公交线，可岳芳大字不识，又不会讲普通话，她连公园的门也进不了。

在北京，岳芳的社交圈子被收缩进四四方方的家属院里，能聊上几句家长里短的邻居倒也有几个，但大院老人流动性大，跟她要好的后来都离开了北京，剩下的，嫌她耳背，方言也不相通，聊几句便进行不下去了。

无论对内对外，这不再是一个岳芳能掌控的世界。变化悄然发生，只是繁华都市里，升学、工作的节奏不容打断，岳芳变成了家庭和社区中的“隐形人”，相比饥荒年代，她已经吃穿不愁，但却愈发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