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学忠发现，在一些外地随迁老人中间，其实也存在着文化层次、消费观念、风俗习惯等等的差异，北方老人跟南方老人比，观念上也不一样。例如，有的老人可能在社区搞活动时，会问问有没有礼品，没有可能就不来了。而有的老人就会觉得，我如果喜欢我就愿意参加。

即使在异乡，老人们仍然习惯和那些脾性、习惯相近的同伴在一起。同一小区里，张大国原来有个老乡，两人总是一起坐车出去玩，圆明园、十三陵，去了不少地方。直到后来，老乡从北京走了，张大国身边也就此少了一个朋友。

留下的和离开的

卞学忠在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现，在北京，一些较为活跃的随迁老人，已经成为了社区工作、社区活动的骨干力量，甚至已经成为了社区的意见领袖。

住在朝阳某社区的李鸿强就是这样的“骨干力量”之一。李鸿强是天津人，退休前在一家大国企当办公室主任，退休后又在一家私人企业干了10年，手底下管理过几百上千人。

2003年，他随妻子和孩子搬来北京，刚来北京时，李鸿强觉得，北京太大了，“东城西城转一圈”，不像天津，“那里城市布局比较紧凑。”

彻底退休之后，李鸿强加入了社区里的合唱团，并且担任起了组织工作。他后来把合唱团的队伍扩充到四五十人，后来又组织起了民乐队、舞蹈队等组织。

“我们的目标就是玩来了，既然是玩就要高兴。玩中求乐，广交友。”在组织活动中，李鸿强也总结了一些制度，比如，进入合唱团，没有门槛，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来了可以边听边学。碰到来报名的农村老人，也得多关心他，说话和气一点。

然而，像李鸿强一样在北京留下来且积极融入社区的老人仍是少数，“大多数随迁老人仍然是沉默的”，卞学忠说。

李鸿强的选择是努力融入，他觉得群居的人都需要朋友，进入新环境就要建立新的宜居环境。而张大国心里想的是，希望儿子儿媳妇能早点“放行”，让他和老伴“告老还乡”。

沈薇已经在北京连着过了两年“四人围一桌吃饭”的春节了，她想念在东北老家，一到过年，总能凑齐好几十口人，热热闹闹的。

对于是去是留，沈薇多次提到想回去，“毕竟是两代人，住在一起真不方便。”。

但眼下，孩子还小，闺女肩上的担子不轻，她又是矛盾的，“现在我是掏心掏肺的愿意帮她，她真要让我走我还舍不得，我就觉得我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她们娘俩。”

今年4月份，沈薇和老伴回老家待了20来天，外孙子在视频里跟他们打招呼，那边在电话里“啊”一喊，这边老人的心也被勾住了，“什么苦啊累啊，你都没有了”。

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错过了选择去留的机会。2017年7月，岳芳去世了，离世的前几天，她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她像个孩子一样被人喂着鸡蛋羹，围在身边的，都是她最亲近的儿女和孙辈。今年的清明节，她的骨灰被送回老家河南，葬在老伴的旁边，她终于回到了这个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沈薇、张大国、岳芳均为化名）